編者按 為什么歷次緊縮政策必然帶來中小企業周期性地陷入“錢荒”？為什么大企業、大項目總是能得到優勢的金融資源？為什么草根金融機構發展總是步履蹣跚？

　　這些問題不斷地困擾著人們。經濟學家們認為，這些問題與金融的二元結構相關聯。按照經濟學家的定義，金融二元結構指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但在中國特殊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制中，金融二元結構又自然而然地與企業性質發生了聯系，大企業、國有經濟更受體制內的正規金融青睞，而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往往只能與草根金融掛鉤。

　　為了探究金融二元結構的真相，本報記者對金融二元結構帶來的結構性融資矛盾和現象進行了深入的采訪，以剖析這些矛盾的內在原因，尋找破解這些矛盾的可能的路徑。自今日起，本報將連續推出“透視‘金融二元結構’現象”系列報道，敬請讀者關注。

　　企業倒閉現象又現東莞。日前，當地資深玩具企業“素藝”和紡織企業“定佳”突然倒閉，東莞業界一股“制造業寒流”再一次侵襲。業內人士認為，由于人民幣升值、工資提高、原材料上漲這三大因素短期內難以消除，本次寒流或將甚于2008年。

　　在江蘇省吳江市這一國內知名紡織產業聚集區，中小紡織企業主向《經濟參考報》記者抱怨道：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高漲、利潤率被擠壓而融資成本又大漲的壓力下，有些小企業艱難存活，有些選擇了停產，有些借了高利貸不知能撐到何時，還有少數資金鏈斷裂破產。

　　《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赴江蘇、浙江兩省采訪得知，盡管中小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占比達85%至90%，但其所獲得的資金支持卻嚴重脫節。本來在正常的經濟環境下中小企業就面臨融資困難的問題，一遇到政策緊縮，融資就更加難上加難。“無論是現在，還是2008年、1998年……歷史上歷次緊縮政策出現之時，最先‘犧牲’的總是中小企業。”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時說，我國中小企業就像患上了周期性“緊縮癥”，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正是我國日益突出的金融結構“二元化結構”——有限的金融資源總是投入到政府傾向于要發展的大企業、大項目中去，中小企業不可避免地周期性陷入“錢荒”。

　　“寬松政策環境下，我們積極擴產，跟大企業一樣在創造價值；但緊縮時，卻總是第一批倒下。”在江蘇省吳江市，一位陷入困境的中小型紡織企業老總對記者說。

　　“2009年至2010年紡織企業瘋狂的增加設備投入，特別是去年棉花價格漲到兩三萬一噸的時候，還有人在排隊購買棉紡機器。當時一度到了交定金等半年后才能拿到機器的程度”。江蘇恒力化纖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溫浩說。

　　與這種熱度相反的卻是緊縮環境下的國內外需求減少和融資形式的趨緊。吳江市中小企業局副局長沈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江浙兩地化纖行業來說，2011年新增產能達到60%，而我們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國內外需求卻沒有出現大幅增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用“被超調”來形容中小民營企業在緊縮環境下的境遇。他表示，目前中國經濟局部出現超調的可能性較高。企業從金融體系獲得的真實資金利率才是企業真正感受到的緊縮壓力，而非官方利率。從長三角和珠三角這兩個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看，民營企業獲得資金的成本基本和2007年、2008年差不多，但當年的實體經濟比現在強很多，如2007年GDP增長14.2%，而且外部經濟增長強勁。“所以這一部分緊縮力度比較大，如果以這樣的力度持續下去，對部分企業會造成較大沖擊。”他說。

　　《經濟參考報》記者拿到的一份溫州銀監分局提供的資料顯示，溫州市經貿委近日對企業資金面調查發現，認為當前資金面偏緊的企業占了42.9%，企業資金缺口平均約為10%，而企業的貸款滿足率僅57.4%。

　　記者在采訪時發現，一邊是不斷收緊的貨幣政策，另一邊是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饑渴，這使得中小企業資金來源更偏向民間借貸。

　　溫州市金融辦對350家企業的抽樣調查顯示，一季度末，企業運營資金構成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民間借貸三者的比例為56：28：16，銀行貸款占比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個百分點，與年初相比下降4個百分點。而民間借貸占比則逐步提高，分別比去年同期、今年年初提高了6個百分點和4個百分點，在資金流向上與銀行貸款形成此消彼長的局面。

　　“這種情況下，小企業資金鏈條相對更為脆弱。”溫州市銀監分局主監管員周青冥介紹，近期中小企業資金需求量大，融資難度有所增加，融資成本普遍上揚，企業應收賬款回籠周期有所延長，資金周轉趨于緊張。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時發現，鑒于銀行在我國金融體系中的主要作用，其對于中小企業的“緊縮癥”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盡管各銀行經常宣傳其給予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但說一套、做一套，銀行有限的貸款額度在緊縮環境中總是以更明顯的傾向性流向大企業客戶和政府項目。

　　“我們去浙江的銀行業進行調研時發現，上半年來找銀行借貸款的中小企業客戶數量是去年的2至3倍，而各銀行放貸卻比去年更謹慎。”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對《經濟參考報》表示，雖然中小企業融資難在各國都是普遍現象，但是現在中國的反映比較突出。

　　根據浙江省溫州市金融辦近日對350家中小企業的抽樣調查顯示，18%的企業資金鏈十分脆弱，并有可能成為銀行抽貸的對象。同時，25家成長型小企業從銀行融資只有1.33億元，占24家重點骨干企業銀行貸款的18.5%。

　　“現在各銀行都要求企業貸出款來后馬上要再存進銀行，然后用存單做抵押再貸出來一次，這使得企業融資成本翻番，年貸款利率約為12至13%。而一般中小企業的平均利潤不超過10%，承受不了這么高的資金成本，對銀行來說，它們的風險就更大了。”上述銀行客戶經理向記者表示。

　　為什么經濟政策一緊縮，民營和中小經濟體就遭殃？民營和草根金融機構發展總是受到排斥？

　　郭田勇認為，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騰飛過程中必須要經歷的陣痛，而突破口就是政府角色的及時轉型。郭田勇用金融壓抑論來解釋中小企業“緊縮癥”的內在原因：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金融壓抑——在經濟騰飛追趕階段，政府扮演的角色比較重要，其需要控制有限的金融資源，把錢投入到政府傾向于要發展的產業和項目中去。

　　“而金融壓抑的結果就是，政府要把國有和政府項目獲得資金的成本壓到最低，因此對金融機構利率水平有一定壓制，這就出現了實際利率和金融機構名義利率之間的缺口，不與政府項目和政府投資目標一致的民營和中小經濟體只能承受更高的實際利率；在此階段，為后者服務的民營和草根金融機構的發展也必然受到排斥——金融二元結構不可避免。”

　　如何走出金融壓抑的怪圈呢？郭田勇認為，經濟經過發展突擊階段之后，政府力量要逐漸淡出的，要把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交給市場本身，交給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我國提出的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內生性增長就是這個道理，也就是所謂的金融深化。

　　“從金融壓抑到金融深化這個過程中的難點是政府的轉型。”郭田勇說，目前政府不愿交出指揮棒的原因比較復雜：首先，政府傾向于認為它比市場更高效；第二，政府擔心它一旦放手，經濟會否出現塌方；第三，交出指揮棒的政府權力將被大大削弱，無法處于強勢地位……這些都是令中國金融二元結構問題懸而未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