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典型的美國大學生的生活可能是這樣的：三分之一時間完成課程，三分之一參加社團活動，三分之一打工。從校園飯堂、圖書館、行政助理、宿舍管理到餐館、家教，美國大學生的節假日以及課余時間經常在打工中度過。

　　電影《中國合伙人》描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赴美留學生的生活場景：被實驗室辭退的主人公，不得不到餐廳收拾盤子。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刷盤子”是中國人對出國留學的一種想象。不過，在當今蔚為大觀的出國留學潮中，打工的中國留學生已經不多了——一方面，留學生到校外打工涉嫌違法，被視為“打黑工”；另一方面，90后中國留學生通常能獲得來自家庭的財力支持。

　　至于在中國，盡管大學生不乏打工的機會，校內勤工助學和社會上的家教、促銷等崗位歡迎大學生加盟，但是只有極少數大學生靠打工實現經濟獨立。

　　中　　美大學不同的教育制度或在這種差異中起重要作用。在美國，多數一流大學是私立學校，就讀這些學校的學費較高，有的大學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加起來，可能接近一名中產階級整整一年的收入。學生不得不通過打工補充生活開支，甚至在擇校時因為心儀學校學費太高而退而求其次。相比之下，以公辦教育為主流的中國大學盡管也收學費，但是學費相對較低，對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并不構成太大的負擔。

　　即便在美國，大學生仍然難言經濟獨立，家庭資助仍然對許多美國大學生十分重要。亞利桑納大學對2007年入學的逾千名學生，進行5年的追蹤調查后發現，畢業2年后，仍有半數學生依賴父母，或接受父母各種形式的資助，僅300人自稱已完全經濟獨立。與中國大學生父母不同的是，美國大學生父母一般不會對子女全額資助，而采取對孩子部分資助的方式。

　　更具經濟獨立能力的大學生則在容易被忽視的北歐國家。在瑞典，盡管大學學費全免，但是大部分學生都在畢業時背負了債務。這一方面是因為瑞典的生活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因為瑞典的父母習慣對成年的孩子“零資助”。這也跟瑞典文化有關，早在中世紀，北歐的年輕人就常常離家去做仆人。在這種文化影響下，北歐人認為大學生已經成人，應該對自己的財務負責。

　　對中國大學生來說，即便他有實現經濟獨立的愿望，現實也難以滿足需要。那些歐美大學生獲得收入的方式，并不符合中國國情。

　　首先是銀行貸款難以申請。在國內，最普遍的大學生貸款形式是學生助學貸款，它被分為國家助學貸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兩個類型。但是，不管是申請哪種助學貸款，其前提是學生“家庭經濟困難”。這些貸款是具有資助性質的、面向貧困學生的貸款。學生在校期間，助學貸款的利息由國家財政補貼，這種國家福利決定了助學貸款的“高門檻”。來自普通家庭或者收入中偏上家庭的大學生，自然與學生助學貸款無緣。

　　其次是打工文化難以確立，大學生被視為廉價勞動力。對學生來說，最方便參加也最有安全感的莫過于學校圖書館、行政部門提供的勤工助學崗位了，但是這些崗位的時薪往往低至十幾元。而且，學生因為要上課不可能長時間工作，學校也對學生工作時間有限制，勤工助學收入只是杯水車薪。到社會上打工雖然收入稍高，但也難以滿足需要。即便是發揮專業能力的實習生項目，薪水也難言如意，比如，幾家知名門戶網站給實習生開出的日薪僅在80元到120元之間，而且要求全職工作，這在一線城市接近于最低工資標準。

　　再次是獎學金制度不完善。在歐美國家，學生解決學費問題的一大途徑是申請獎助學金。發達國家的獎學金來源十分多元化，既有大學、學院提供的獎學金，也有企業在學校設立的獎學金，還有申請人所在社區的資助人設立的各種名目的獎助學金。值得指出的是，盡管一些獎學金只獎給那些成績拔尖的學生，但是很多獎學金采取的是“按需分配”制，只有家庭年收入低于一定數額的學生才能申請相應的獎學金。而在國內，獎學金仍然以國家財政支持為主，而且主要對成績排名靠前的學生發放，或者就是以“貧困生”為門檻的國家勵志獎學金。

　　父母為孩子支付學習所需費用，在中國文化中被視為天經地義。前不久，云南一位準大學生因為離異的父母都不愿意出學費，因此把父母告上法庭，要求他們歸還歷年來的壓歲錢。多數人站在同情準大學生的一邊，認為父母因離婚而不愿意支付孩子學費是不負責任。這是因為大學生的確沒有更好的辦法解決學費，向父母求助是無奈的。但是，把父母資助視為“理所應當”，也反過來讓大學生經濟獨立變得更困難。

　　大學生實現經濟獨立，既需要社會培育完善的打工文化，進一步提高勞動力報酬，也需要政府、金融機構、大學拓展學費資助、借貸渠道。當然，大學生形成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的意識才是最重要的。（王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