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如何要通過實踐來檢驗，但是在理論上正確認識當前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含義對于指導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

　　商品經濟在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企求的理想狀態是兩者的平衡，問題是如何實現這個平衡？

　　資本主義初期，資本、土地和技術上的增長和進步比較緩慢，古典經濟學認為生產函數的制約主要來自供給側，薩伊提出的市場定律——“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有很大的影響,根據這個定律，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由于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會的總需求始終等于總供給。

　　然而薩伊定律賴以建立的一些重要假設條件（充分就業、市場的自我調節會避免生產過剩、貨幣僅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買和賣不會脫節等）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19世紀末漸趨成熟以后所發生的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經濟波動和失業問題的大量出現而遭到質疑，第一世界大戰后19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大蕭條更加深刻地暴露了這些問題，凱恩斯主義應運而起。

　　凱恩斯在1936年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認為，就業量實際上取決于總需求，提出“有效需求”原理和“總供給等于總需求”、“未充分就業均衡”等核心概念，重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干預，使宏觀經濟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促進了二戰后資本主義經濟較長時間的持續增長和穩定。

　　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兩次石油危機的誘發，世界資本主義陷入了“滯脹”(高通脹、高失業、低經濟增長)。其內在原因，一是技術進步和資本追求剩余價值（利潤）最大化導致失業增加；二是經濟擴張導致能源短缺和成本的上升；三是政府行政開支增加導致企業稅賦加重等等，美國依靠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逐漸陷入困境，原有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能有效挽救深陷停滯與混亂的美國經濟。里根政府轉而奉行供應學派和貨幣學派，重新強調“供給創造需求”,認為一個國家國民生產增長率主要決定于勞動力和資本等主要生產要素的供給及其有效使用，主張充分發揮自由市場對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的調節作用，減稅、減少管制、收緊銀根成為里根經濟政策的基本要求，顯示減稅可以增加稅收的拉弗曲線表達了這一政策的核心思想。

　　里根的經濟政策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滯脹危機，經濟開始復蘇，后來一些學者將里根的供給方面經濟政策稱為“里根經濟學”，被認為是“供給側經濟學”的起源，但是這種經濟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逐漸帶來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實體經濟衰落和經濟泡沫化等問題，從長遠的發展上看壓抑了社會的總需求，是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

　　中國當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在理論上貌似可以參考西方古典經濟學的供應主導需求理論和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以及其他經濟增長理論，但是實質上有所不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

　　首先，中國當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供給與需求的辯證統一關系，反對只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馬克思曾經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供給與需求保持相對平衡的問題作出了科學的闡釋，但是在不同歷史時期以及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上，如何處理供給與需求的關系要實事求是、具體分析，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

　　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導致世界經濟下滑，中國政府出臺四萬億經濟刺激方案。重點是利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取得了效果，但是也帶來了諸如房地產庫存偏高、中低端產能過剩、生產成本上漲、產業升級面臨嚴峻考驗等復雜問題。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的現實背景下，再沿用刺激需求來支撐經濟增長的政策已經難以為繼。為了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中央提出了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這是對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精準的判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促進宏觀經濟健康發展，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招數都要用，但在不同階段，側重點和著力度是不一樣的。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最重要的是正確理解中央提出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句話，也就是說，供給側是主要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主攻方向。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投資擴張只能適度，不能過度，決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

　　其次，中國當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的辯證統一關系，反對只注重市場而忽視政府。

　　正如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客觀的基本方面一樣，市場和政府的作用也是調控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客觀的基本方面，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強調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另一方面，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必須遵循這種辯證統一關系的要求。只有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才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優化資源配置，讓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創造出新的有效供給；也只有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才能營建好要素市場、完善市場環境，為創新和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最后，中國當前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提高供給質量和推進結構調整的辯證統一關系，反對只注重提高供給質量而忽視推進結構調整。

　　解決經濟關系中供給側的問題無疑是要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但是從根本和長遠上解決供給側的問題，必須推進結構性調整，這是因為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增強供給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

　　從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上看，一個國家發展從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特別在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的背景下，供給側一旦實現了突破性的創新，市場經濟就會發生重大的變化。因此，推進供給側改革，必須牢固樹立創新發展理念，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從世界范圍看，結構性改革對于越來越多的國家來講，都是必須走上的路，必須邁過的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是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線”，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

　　打好這一仗，首先要堅持大政方針不動搖，核心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同時，要實施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更好的發揮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這三個“關鍵少數”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利用我們的制度優勢形成共識，積極穩妥的制定戰略規劃，千方百計的抓好具體落實。（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