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取消院系行政領導的行政級別，如果不實行院系行政領導公選，依舊套用級別對行政領導進行管理、考核、晉升，這樣的改革勢難改變傳統的行政辦學格局。高校內部比取消行政領導的行政級別更重要的，是實行行政權和教育權、學術權分離。

　　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北大的綜合改革正穩步推進，效果開始逐步顯現。他透露，在人事改革方面，北大將嘗試取消院系行政領導的行政級別，并采用聘用方式上崗，進一步加強人員流動。

　　目前，大部分高校二級學院的行政領導通常有正處或副處的行政級別，一般也按對正處、副處干部的要求，進行任命、考核、管理。這使得學校的“官員”隊伍十分龐大，院系領導辦學主要追求行政政績，行政級別同時也限制了人才的合理流動（一旦擔任學院行政負責人，由于有級別，就很難降級使用）。取消行政級別，就會更多從職務本身來考慮人員招聘和使用，有利于促進管理團隊的職業化和專業化。

　　北大的改革不是孤立的。此前山東省宣布，2016年起選擇5所左右省屬高校試點取消二級學院行政級別，實行職員制，進一步理順校院兩級管理體制，提高二級學院管理的專業化水平。綜合地看，取消院系行政領導的行政級別，是推進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但與此同時，如果學校校級行政領導仍然保留行政級別，取消二級學院（系）行政領導的行政級別，對改變大學的行政化氛圍的作用就是有局限的。

　　近年來，一些地方取消了中小學校長的行政級別，實行職級制，但校長的選任還是由行政部門負責，而不是實行公開選拔，考核也由上級部門負責，而不是由學校理事會負責。而且，地方政府還在職級之外，套用行政級別來安排學校領導的晉升、流動，因此，職級制并沒有促進中小學校長職業化、專業化，行政治校的問題依舊突出。這方面的教訓不可忽視。高校取消院系行政領導的行政級別，如果不實行院系行政領導公選，依舊套用級別對行政領導進行管理、考核、晉升（如上級部門在考察校級崗位候選人時，仍把學院院長作為處級干部對待）， 這樣的改革勢難改變傳統的行政辦學格局。

　　這就牽涉到我國高校的整體級別問題。2010年頒布的《國家教育規劃綱要》，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都提出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一所公辦高校的行政領導取消了行政級別。連2009年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學，也從最初高調宣布“去行政化”，逐步被納入傳統的公辦體制，校領導由組織部門按一定級別的官員進行選拔、任命、管理。取消高校行政級別的共識早已達成，可具體到實踐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取消行政級別，不但直接影響到有副部、正廳級別的校領導的利益，還牽涉到有關部門管理學校方式的轉變。要取消高校領導的行政級別，政府部門必須下定決心落實和擴大學校的自主權，尤其是最核心的財權和人事權，轉變管理學校的傳統方式。

　　此外，高校內部比取消行政領導的行政級別更重要的，是實行行政權和教育權、學術權分離。如果取消了行政領導的行政級別，但教育權和行政權還是掌握在行政領導手上，行政權仍然支配教育權和學術權，主導學校教育資源和學術資源的配置，那么教育行政化、學術行政化問題就將繼續存在，而且會具有更大的迷惑性。這就好比在一些民辦學校，學校校級和院系領導都沒有行政級別，但民辦學校也普遍存在比較嚴重的行政治校問題，包括校長由舉辦者任命，而非由大學董事會公開選拔，辦學決策可由投資人、舉辦人做出，而不是通過教職工大會做出，應該由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進行管理的教育事務和學術事務，也由行政領導說了算等等。

　　總之，大學去行政化不只是取消行政級別，或者說，取消行政級別只是教育和學術去行政化的一環。全面、深入的去行政化改革過程，也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實行大學的現代治理的過程，目前進行的大學去行政化改革，步子還可以邁得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