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極的駕照“限外”讓人很受傷

　　沒想到“限外令”的觸角又伸到了駕校。近日，上海“根據公安部規(guī)定對外地人員在滬學車進行限制”，這一規(guī)定涉嫌“地域歧視”的規(guī)定，導致的最直接后果是一些駕校開始搞“價格歧視”，駕校大幅提高外地人員在滬的學車培訓費用。

　　關于上海駕照“限外令”最新的消息是，上海市交通港口局發(fā)文，明確上海駕駛員培訓機構的收費標準不能搞價格歧視。同一駕駛員培訓機構對上海和外省市戶籍的學員，同一服務項目的收費標準必須相同，絕不允許對外省市戶籍學員增收培訓費。對違反以上規(guī)定的駕駛員培訓機構，一經查實違規(guī)行為，將依法作出嚴肅處理。

　　“價格歧視”叫停了，但是地域歧視仍然存在。上海駕校已經接到關于合理控制駕駛證異地申請人數量的通知，一些駕校開始收緊外地戶籍學員報名。上海為何要實行駕照“限外令”，上海交管部門稱他們依據的是公安部相關規(guī)定，但是公安部否認有“要求駕校嚴控外地學員比例”之說，并責成上海方面作出說明。由此可以看出，上海駕照“限外令”是上海交管部門“假傳圣旨”行政亂作為。

　　在駕照“限外令”的法律依據方面上海交管部門“假傳圣旨”，“限外”的真實內因到底是什么？據上海本地媒體報道，由于上海學車費比周邊低等原因，大量周邊居民來滬學車，衍生出種種問題。與江浙臨近的寶山、嘉定、青浦等區(qū)的一些駕校，除了在上海招生，還去臨近的太倉、昆山、吳江等地區(qū)組織生源，到上海來學車，影響了上海市正常的駕培行業(yè)市場秩序。“限外令”的一部分動因在于治理駕校亂象，另外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定與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有關。限制了外地人在滬學車，基本上就限制了外地人在滬開車，在滬開車的外地人少了，交通擁堵多多少少可以緩解一些。

　　但是，無論抱著什么樣的初衷，“限外”思維終究是一種侵犯一部分人權利的“消極政策”。學車考駕照只是一項簡單的技能，開車上路也是一項基本的權利，這與學車者的身份并無直接關系。治理駕校亂象，緩解交通擁堵，這些積極的行政行為本不應該以侵犯外地人的權利為代價。遺憾的是，國人似乎已經完全習慣了“限外”的管理思維，調控樓市要限外，教育資源緊張要限外。限制了一部分的權利，只是為了更方便另一部分人。當然，不是所有的“限外”都有錯，比如，樓市調控中對“刻意炒房”的外地人進行限制，這完全符合大多數國人的利益，但是在更多“限外”的情境里，權利受到侵犯的往往都是比較弱勢的外地人。越是在發(fā)達的文明的大城市，這種情景越發(fā)容易出現(xiàn)。

　　如果按照現(xiàn)代政治理論原則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積極”，一般都要遵循三個標準：一是是否能夠使絕大多數人獲得好處，二是是否尊重自由，三是是否能夠促進德行。以此標準來衡量上海駕照“限外”，它是能夠確保本地上海人獲得更多的道路資源與行車的通暢，在上海常住人口中，本地人也占絕大多數，從小范圍來講它符合第一條標準。但是，這樣的規(guī)定剝奪了外地在滬人口學車與開車的自由，在很多程度上又激化了“排外”思想，綜合來看，這遠遠不是一項積極的公共政策。

　　“限制”說到底是一種“堵”的治理思維。與積極的“疏導”政策相比，“堵”是懶政的表現(xiàn)，某種程度上也是“無能”的體現(xiàn)。畢竟，“疏”比“堵”需要更多的管理智慧，更考驗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在公共管理中如果必須要堵要限制，那也要放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下，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限制”，而遠非簡單的直接“一分為二”。以戶籍直接劃分限制的標準，無論出于什么樣的初衷，這真的讓人很受傷。（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