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救援 民間力量的成長與困厄

　　跟5年前的汶川地震一樣，蘆山地震也成了公民力量的閱兵式。地震不到半個小時，壹基金救援聯盟的救援隊就已出動，隨即在災區設立了前線指揮部。截至22日凌晨，進入災區現場救援的壹基金救援隊，已經多達6支總共近百人。還有十多支救援隊正從全國各地飛奔而來。這響應速度一點不比正規軍差。

　　更讓人刮目相看的，是壹基金救援隊裝備的精良，連正規軍都相形見絀：清一色的四驅越野車，攜專業搜救裝備、應急藥品，并自帶發電機。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香港的民安隊——被稱作亞洲最優秀的志愿輔助部隊。但跟香港民安隊不同的是，民安隊歸港府民安處統轄，還要耗費公，壹基金救援隊則一切自己埋單。

　　這正是雅安民間救援與汶川民間救援的一個重大分別。汶川地震之來，民間可以說是毫無準備，只能倉促應對。所以，雖然涌入汶川災區的民間救援力量從規模上看不小，但從經驗上、專業技能上看，卻大多乏善可陳，都是粗放型救災。雅安救援不同，民間救援的專業性顯然強太多。

　　專業性的背后是理性。跟汶川救援的強烈悲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次雅安救援，民間的表現更從容，更冷靜。這固然是因為，蘆山地震跟汶川地震不是一個量級，遠沒有汶川地震那樣慘烈。但另一方面，也的確是因為經歷了汶川地震等大悲劇的磨練，中國的民間社會已經成熟太多。從原來一顆紅心兩只手，從原來的人海戰術血肉長城，發展到從精神到物質都幾乎武裝到牙齒，都高度現代化，說明中國的民間社會正在質變之中。

　　這種轉型與升級見于方方面面，而不單是民間救援。譬如募捐。汶川地震時王石曾建議萬科員工小額捐助，而遭到輿論的瘋狂絞殺。五年過后的今天，這樁公案卻已悄然平反，王石當年的建議被公認為屬于先見之明。相應的，救災募捐平和理性得多，再沒有了原來的道德審判，沒有了原來的激烈攀比，尤其沒有了原來大義凜然不容置辯的高調逼捐。公義與自由可以兼容也必須兼容，公義如果侵犯自由則必然不公不義，這一常識終于開始被社會接受。

　　再譬如媒體。相比于五年前，今天的媒體克制和審慎得多。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媒體如何從不專業走向專業，被作為標本推薦給中國同行，提醒中國同行少走彎路。但更直接的教訓，則出自當年報道汶川地震的老記者的筆下，他們不厭其煩地告誡同行怎樣把鏡頭抬高一寸，避免侵入式采訪；怎樣最大努力追蹤真相的同時，避免消費災難。災難報道必須堅守倫理底線成了媒體的共識。

　　而最值得稱道的動向，則是公民社會在救災信息溝通和協調方面的巨大作用。

　　區別現代救災跟傳統救災，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信息溝通和協調平臺是否發達。因為現代救災，主要問題并不在于資金和物質，這方面的保障早已經足夠。主要問題在于救災資金和物質的分配，怎樣更及時、更有針對性，怎樣更精確、更均衡。而這，只能依靠需求來引導。需求的引導則依賴高度發達的信息搜集、核實、發布和對接流程，依賴這方面的組織和協調。

　　如果說一線救援只能政府主導，民間跟政府根本不對等；那么在信息溝通和協調層面，民間在雅安救援中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各種民間信息平臺如雨后春筍一夜之間競相涌現。一類是媒體平臺，如21世紀經濟網推出的雅安救援信息平臺，吸引了包括新浪微博、百度、每日經濟新聞、瞭望周刊、華夏公益、中華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內的諸多互聯網企業、媒體及公益組織加入。其二是谷歌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利用自身平臺及其技術優勢搭建的尋人平臺。它們平常都是競爭對手，掐的你死我活，但到了蘆山地震這樣的大難之時，卻都能捐棄前嫌，握手合作，實現資源共享。

　　最后一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信息平臺，是本土信息平臺。有兩個最努力。一個是“成都公益圈”，吸引了壹基金、友成、扶貧基金會等多家知名NGO入駐。幾乎每天都會召集一次信息協調會，然后發布晚間信息匯總，救援進展、災民需求尤其是村組需求，乃至災區天氣，皆在其中，對民間救援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另一個是“緣來客棧420協調小組”，負責每天搜集、核實和發布災民需求，然后提交給肉唐僧的募捐平臺“肉鋪”，再由“肉鋪”組織物質資源，交由李承鵬團隊和其他草根救援組織在一線實施救援，形成一個立體作戰的民間救援聯合體，整個運作透明而高效。尤其考慮到它們主要不是追逐新聞熱點，而以發現信息盲區為最大追求，以雪中送炭為最大追求，就更難能可貴。

　　總之，在信息溝通和協調層面，民間力量顯示了其強大性。這實際上也是社會進步推動民間社會成熟、推動公民社會成長的一個顯著標志。

　　其實，公民社會成長的這種強勁勢頭，并不是遇到大災才有，它顯然其來有自，即植根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不過因為種種制約，缺乏施展空間罷了。迄今，各級各地政府制定的應急預案，就都沒有考慮民間力量在內，沒有給民間力量的進入留出相應通道，沒有安排相關的規則和秩序。民間的力量已然孕育，現有的管理和制度如何與之共處，既有的體制如何跟不斷發育的公民社會相適應，都值得思考并亟待破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