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酒女”是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

　　針對媒體報道李某輪奸案，李家人對涉案女子是否為酒吧陪酒員產生疑問一事，被害人楊女士7月15日委托律師發布聲明，稱楊女士不接受對自己是“陪酒女”的質疑，而且任何女人都享有性的不可侵犯的權利。聲明還稱雙方律師均已辦理查閱案卷的手續(7月16日《京華時報》)。

　　李某的案件至今，可謂是一波三折，先是第一任律師自動解聘，繼而第二任律師聲稱要作無罪辯護的言論引發軒然大波，如今，李家又拋出“涉案女子屬于酒吧的陪酒員”的論調。而媒體在消費完李某的隱私后，如今又來消費被害人的隱私和名譽，真是“娛樂至死”。

　　其實，用被害人是否陪酒女來論證李某是否涉嫌輪奸，毫無意義。因為，強奸也好，輪奸也罷，這一罪名并不過問被害人具體身份，它只問，發生性行為是否采取了暴力、脅迫等方法，是否違背了婦女的意志。正如被害人律師聲明所說，“縱然是那極少數以出賣自己身體為生的妓女，她們依然享有最基本的人權”，任何人“都不能在她們不同意、不情愿的情況下，強行與她們發生性關系。否則，那就是強奸”。

　　看似無意義的言論，對于被害人卻可能是巨大傷害。“陪酒女”一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那種在夜店里廝混，靠賣酒水提成，對顧客搔首弄姿，作風不太正派的女孩。在聲明中，楊女士稱，在她“所接受的全部學校教育中，從來沒有遇到‘陪酒女’這個概念，她不能理解李家人所稱‘陪酒女’的內涵和外延”，那么，將“陪酒女”名稱強加于被害人身上，對于她來說不啻為一種污辱，將導致她的社會評價的降低，損害她的名譽。再退一步來說，即便受害女子是“陪酒女”，這種身份與強奸犯罪并沒有直接關聯性，這種身份也是受害女子個人的隱私，李某家屬和媒體將這種隱私抖出來，也是對她權利的侵犯。

　　即便李某家屬認為所謂“陪酒女”對本案定罪量刑有重要意義，有權質疑被害人是否屬于“陪酒女”，這些質疑也只能在不公開審理的情形下，向法庭提出，而不宜通過媒體宣揚，而一些媒體更不能在未經證實的情形下大肆報道。《民法通則》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但是，在這里，被害人的名譽卻成為加害者推卸責任的工具，成為某些媒體娛樂消費的對象。這讓人情何以堪?

　　回過頭看，李某一方似乎很在意于他的隱私和名譽。例如，其律師發表聲明稱，“北京警方案發后向社會披露未成年人李某的真實姓名，涉嫌侵權”，并且社會各界“有義務愛護和保護未成年人”。而媒體在曝光李某的姓名后，也在反思，對于這樣的“明星后代”，同時又是未成年人的他，是否應當曝光他的姓名，如何在監督權和保障個人隱私之間實現平衡。那么，我們要反問的是，李某作為未成年人享有隱私權，那么，這一案件的被害人難道就不享有隱私權和名譽權嗎?李某家屬為何要向媒體拋出“陪酒女”的稱謂，他們是何居心?媒體為何又津津樂道地炒作“陪酒女”的概念，某些媒體的職業倫理又何在?

　　我希望社會輿論別再炒作被害人“陪酒女”的概念了，別再讓被害人被“陪酒女”第二次傷害。一切留待法庭上見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