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重罰不文明”的多重疑問

　　上月31日，《深圳特區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草案）》首次在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審議。根據條例，亂吐、亂扔等行為，將被責令清理并處200元罰款；公共場所吸煙罰款500元；一年內三次以上違反規定，將被再追加處1000元以上罰款。（《工人日報》9月3日）

　　為促進城市文明水平，對“亂吐、亂扔”之類不文明行為實施必要處罰，具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但是深入分析這一以“重罰”為首要鮮明特征的《草案》，其中顯然還存在不少疑問疑慮。

　　對照我國《行政處罰法》，分析《草案》中的不少條款，會發現二者實際上存在較多不太吻合甚至是乖違之處。比如，對“亂吐、亂扔”等行為，無論具體情節，《草案》均規定“200元罰款”的最高處罰額度。而依據《處罰法》，“實施行政處罰，應當堅持處罰與教育相結合”，并要求“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再如，《草案》規定，一年內三次違規，再追加處以1000元罰款。這種在已處罰基礎上再追加處罰的方式，是否有違“一事不二罰”原則？

　　另一方面，這種努力追求“重罰”的規定，今后在現實當中究竟有多大的現實可行性、能否保證“有法必依”、“必行”？比如，對于諸如“隨地吐痰”這類長期形成的不文明痼疾，過于嚴苛且猝然降臨的“重罰”措施，是否會面臨“法不責眾”的執行困境以及“不教而誅”的抱怨？

　　而從執法角度看，“重罰”可能面臨的疑慮同樣不少。比如，“亂扔垃圾”之類不文明行為，原本極其普遍、瑣碎，一旦嚴格重罰必罰，勢必需要配備一支極為龐大的執法隊伍以及不菲執法成本。再者，“重罰”一旦落實“罰款經濟”，“釣魚執法”的風險又將如何有效防范？從以往經驗教訓來看，在預算軟約束、財政透明度不高的制度背景下，這種風險顯然并不是一句簡單的“罰款決定與收繳分離，全部上繳國庫”規定就能真正化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