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北非動蕩帶來的隱憂
突尼斯、埃及政府相繼垮臺，利比亞、也門接近了內戰的邊緣，巴林、約旦、阿爾及利亞、沙特、伊朗等國也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社會震蕩，中東北非地區似乎進入了三十多年來罕見的政治動蕩期。政治動蕩來源于社會矛盾、經濟停滯和政治不滿，人們希望通過政治變革改善生活環境。然而，政治動蕩并非總是帶來新的幸福生活，一些國家或地區反而因此進入了政治動蕩的惡性循環，人民生活每況愈下，地區局勢動蕩不安。
經濟困境不會因政治動蕩而消失，反而會因此而加劇。相反，經濟結構轉型或經濟質量提升需要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東北非國家因為長期受外國干預，經濟結構單一，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在全球化分工中處于邊緣位置。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法兩國為了獲取石油利益，強行劃分了中東北非地區的國界線，埋下了日后長期存在的國與國之間、教派與教派之間的紛爭，確立了以資源、勞動力出口為主的殖民地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蘇對抗主導了中東北非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埃及等一些國家又形成了依賴外國援助的“乞討經濟”。冷戰結束后，美國在中東北非地區一家獨大，埃及、沙特、巴林、約旦等國對美國過渡依賴，利用美國提供的支持對抗經濟改革的要求。因此，中東北非地區苦難的政治史使其畸形的經濟結構長時期延續下來。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中東北非地區作為全球經濟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最先斷裂了，并由經濟上的困難引發了政治動蕩。但是，正如美國“對外關系協會”主席哈斯所言，埃及的革命成功了，但是革命之前所有問題依然存在，沒有一個得到解決。經濟結構轉型需要一個高效的政府，但是埃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產生這樣一個政府；經濟結構轉型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顯然埃及何時能擁有社會穩定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政治動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使一些國家的國內政治斗爭激化，政府職能弱化，不能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提供基本保障。突尼斯、埃及政變后，新政府遲遲未能建立，街頭政治還在延續，政治勢力正在重新分化組合，短期內很難形成一個穩定、可靠的政府。以埃及為例，“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帶有深厚伊斯蘭色彩的政黨，代表要求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宗教勢力，目前臨時掌握國家權力的軍方是國家權力中的實力派，還有目前正分化組合的數十個世俗政黨。這三派力量均在埃及政治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任何一派都不可能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三股力量的實力基礎、權力來源、執政理念和行為模式大不一樣。當下，埃及正在軍方的主導下制定新憲法，但是任何一部新憲法都必須滿足這三股力量的需求。歷史上，這三股力量從來沒有密切合作過，未來要形成一個穩定的合作框架決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利比亞、也門的政局更是令人擔憂，因為部族勢力的存在，長期陷入內政的可能性不可排除，人民將因此而被拋入絕望的深淵。美國的中東問題觀察家因此而斷言，中東政治動蕩僅僅開了個頭。
中東地區歷史上就是全球的一個火藥桶，戰火不斷，各國人民飽受戰爭之苦。僅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東地區就經歷了三次阿以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和一次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可謂是戰火連綿不斷，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極為迫切。近期的政治動蕩可能加劇地區局勢惡化，讓和平可望而不可及。阿以沖突和伊朗問題是中東地區的兩大歷史性難題，直接關系到中東北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阿以沖突涉及到中東地區的所有國家，是中東穩定最大的挑戰。過去三十多年，阿以之間能夠避免大規模的軍事沖突，關于在于埃及、沙特等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簽署和平協議，達成了一定的妥協。但是，中東政府同以色列妥協了，中東的人民并不認可，政府和人民之間在以色列問題上有相當大的認識落差�？梢韵胂螅谡蝿邮庍^程中，中東北非國家的民族情緒會上升，阿以之間的矛盾會突顯，阿以和談將被無限期推遲。與此同時，伊朗的生存環境卻獲得改善。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后，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地位已經上升。這次動蕩中，沙特、巴林等國家的什葉派紛紛走上街頭，爭取政治地位。一方面，以伊朗為基地的什葉派力量可能加強。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可能拉開同以色列的距離，緩和同伊朗的關系。
外國對中東北非地區的干涉可能加劇，中東人民獨立自主的夢想破碎。外國干涉是中東地區經濟畸形、政治動蕩和戰火紛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排除外國干涉也是阿拉伯復興的前提之一。但是，長期政治動蕩卻可能引來更嚴重的外國干預。目前，利比亞處于內戰的邊緣，要求國際社會軍事干預的呼聲很高。日前，阿盟已經同意國際社會設立禁飛區，限制卡扎菲政府的軍事行動自由。若禁飛區提議最后得以落實，美歐再次繼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后對中東地區實施軍事干涉。美國干涉和中東地區穩定之間似乎形成了一個難解悖論，美國為了獲取穩定的石油供給，不斷地干預中東政治以維持地區穩定，但是美國的干預卻直接導致了地區局勢動蕩。因為美國對中東事務的長期干預，中東的伊斯蘭極端勢力才把美國作為首要攻擊目標�！�9?11”事件后，美國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再度深度介入中東事務，結果引發了更大的反美浪潮。此輪中東變局，引發地區權力平衡變化，美國核心利益受損，可能引起新一輪的惡性循環。 （牛新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