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發生氣爆事件后將近1個月，各界支持逐漸自災區撤離時，災民們在街頭自動出現了紅布條和白布條“對峙”的場景。紅布條寫的包括“臺積電我愛你”、“感謝、感謝，再感謝！”以及“有你們真好！”等，白布條寫的是災民“無法生活”、“無法營業”，還有“地基淘空”等字樣。這些現象，很明顯地烘托出當地災民對于臺積電直接協助的感恩，與對高市府救災遲緩的不滿。

　　對此，臺灣《工商時報》5日社論指出，災后救助和災后重建工作，政府效率低于民間組織屢見不鮮。早年在臺灣“九二一”大地震之后，臺當局方面曾迅速立法通過《災害防救法》及《重建特別條例》，當時的臺灣“衛生署”亦委托成立“緊急醫療救護隊”，算是亡羊補牢之舉。有了相關法律作為依據，有了緊急處置所需人力與物力安排，何以政府部門仍然效率不彰，與民間部門有天壤之別，而導致前述的“紅白對抗”？

　　社會上普遍存在一個迷思，以為政府部門效率不彰是因為相關法規不足，為此政府及“立法”部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遇到災變就訂定“災害防救法”及“重建特別條例”；要發展經濟就訂定“自由經濟示范區特別條例”。有趣的是，訂定這些法規的重要精神在于松綁現有其他法令的限制，藉以提高救災、重建、經濟自由化的效能。

　　以增訂法規來松綁法規，看似不合邏輯，卻彰顯政府部門效能不彰的真正原因，在于現有法令太多，相互糾結綁手綁腳，只好頻頻訂定新法來解除現行法令的桎梏。此外，當局法令本身自相矛盾之處，亦所在多有。例如“公營事業管理法”第4條：“公營事業應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事業，以事業發展事業，并力求有盈無虧，增加收入。但專供示范或經政府特別指定之事業，不在此限。”卻又在第14條規定“公營事業應撙節開支，其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以三流待遇要延攬一流人才，實在近乎緣木求魚，根本不讓公營事業“依照企業方式經營”。

　　反觀臺積電志工令人感動的服務，首先是企業高層抓對方向，災變一開始就根據需要，直接提供服務而不是滿腔熱血地捐錢、捐物資，其次則對于災變地區300米長的路段興建5座便橋，紓解災民“行”的緊急需求。相對于各界踴躍捐輸金錢物資，臺積電選擇不同的方式，在當時需要承受很大的壓力，外界很容易誤認被選為“高薪一百”指數第一名的公司，竟然吝于捐輸；然而，從最近發生捐贈善款分配被質疑有選舉目的，以及救災開始的前幾日曾發生捐輸食物過多，導致屆期之過剩食物必須銷毀等現象來看，臺積電在一開始就做對了。

　　臺積電還有另一個優勢是政府機關始終做不到的，此即臺積電派出2，000人次的志工。以臺積電的高薪資而言，撇下高科技事業的賺錢工作不做，來與高雄市民一起在大雨、烈日下埋頭苦干，無論對公司或對志工而言，都是極高的機會成本，決策層級據聞是張忠謀董事長，甚至是他親自視察災區后立即做成的決定。只有民營企業才能夠不陷入公文層層核轉的泥淖中，也只有民營企業才不需要為公文流程與決策先開幾個會。民營企業強調“做對的事”（do right things），政府體系講究“把事情做對”（do thing s right），亦即程序要完美無缺，因為未來若有任何質疑，程序對才是保命符。

　　民營企業還有執行具彈性的優勢，只要符合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則，內部規章可以彈性解釋、快速修訂；而政府體系則不只自家規章管自己，許多其他的規章也管到自己，例如：“行政院”公共工程會主管的“政府采購法”，其適用范圍包含所有行政機關、公營事業，甚至公立大學及研究機構。只要在一定金額以上的采購都受到限制，甚至對“采購”的定義從寬規范，讓許多機關動輒得咎。最近還發生因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通過，警察因不得任意調閱手機通聯紀錄，對于民眾撿到手機送交警察機關，無法調閱手機通聯紀錄查詢失主，導致無主手機堆滿桌。類似的情況，就“個人資料保護法”來看，也有相近的無遠弗屆威力。

　　公部門體系內的法令糾結、相互捆綁，導致政府部門各首長們大都徒呼負負，若要讓政府施政有效率，先決條件應是法規松綁；否則即使“CEO治國”，可能只讓CEO們陷在法案糾結的八卦陣中，英雄氣短，壯志難酬。從這次高雄氣爆事后救災的表現，更讓我們看到民營事業體系與政府體系運作上的差別。如若不然，明知年底選舉將至，高雄市政府還會笨到眼睜睜讓民眾拉白布條抗爭而無動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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