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旺報”13日發表社評說，香港近日有人反對港府一項《逃犯條例》的立法，從12日起包圍香港立法會，阻擋該條例二讀，立法會雖宣布暫停二讀表決程序，但事件仍未完全平息。

　　此次修例風波，緣于香港男子陳同佳去年游臺灣期間，殺害懷孕女友棄尸后，逃回香港。因臺港之間沒有引渡協議，陳嫌在港被捕后雖承認殺人，卻無從追究殺人刑責，僅以“洗黑錢”罪獲刑29個月，引發輿論嘩然。

　　延續回歸前的安排，香港現與20個司法管轄區簽有逃犯移交協議，但跟臺灣、大陸、澳門并無類似的制度性安排。個案處理模式缺乏效率和可靠性的情況下，香港特區政府于今年4月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擬將大陸、臺灣、澳門納入其中，且規定只適用于犯有國際上公認的37項嚴重刑事罪行的嫌犯，政治犯不在其列。

　　然而，一場單純的修法卻演化成游行示威活動。

　　《逃犯條例》修訂的本意是設立一次性“個案移交”機制，以避免刑事罪嫌在外地作案后逃到香港藏匿。

　　但此事被“恐共反中”的香港反對派緊緊抓住，將修例標簽化為“威脅香港人權”、“送中條例”，加劇了部分港人的內心不安。有資訊顯示，美西方的一些政治勢力在世界格局深刻重構、中美貿易戰加劇的大背景下，以各種方式支持香港反對派，扮演了大游行的幕后推手角色，其目的之一是打“香港牌”，牽制中國大陸的發展。

　　上周日的大游行對于港府來說無疑是一大警訊。在許多觀察人士看來，港人此次大規模上街，一個深層原因在于擔憂修例安排，將來會淪為政治檢控的工具。平心而論，這次修例是港府在推動，合乎情理，有必要性，意在補本地司法漏洞，令罪犯繩之以法，還受害人公道，而大陸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事實上，近些年，大陸強調依憲依法治理，逐步完善法治環境，整體在進步中。

　　國際組織FATF的一個報告曾指出，香港未同大陸訂立《逃犯移交條例》，因此不能更有效打擊金融犯罪。對香港而言，修例補漏是保障自身優質營商環境、獨立關稅區地位、法治健全國際聲譽的必要、正當之舉。如獲通過，有助于強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非相反。

　　不僅香港，包括臺灣在內的兩岸四地在共同打擊犯罪方面，應有共同的道義和擔當。2009年4月，《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就已由海基會、海協會簽署，協議受到臺灣民眾肯定，曾位居兩岸兩會簽署各協議滿意度前列。可惜近年兩岸政治關系掉頭向下，相關協議的實施受到影響。

　　凡事都有兩面性。這次事件從一定意義上說明香港回歸后實行“一國兩制”，包括集會游行在內的港人慣常生活方式并未改變。關于修訂《逃犯條例》，民意分歧大，兩造均相當堅持，港府應高度警惕，一方面需進一步回應市民訴求，讓修法更周全、諮詢更廣泛、程序更完備，另一方面，要審慎應對可能的沖擊立法機構等暴力事件升級。

　　臺灣方面，臺當局領導人蔡英文不改一貫政治操作習性，稱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自由不再理所當然，呼吁臺灣要“深深警醒”，并言“一國兩制”不會是臺灣人的選項。臺港民眾來往密切，香港修法是其內部事情，但臺灣民眾如對修法后赴港旅行、交流及定居安全產生疑慮，擔心香港的司法保障是否周延，自應積極與香港交涉，設法協商解決，而不是見獵心喜，收割政治利益。

　　臺灣“中時電子報”13日也發表評論說，香港民眾這次的抵制，其中有多少是基于法例本身的問題，有多少是想象出來的恐懼，很難做出量化的考慮。

　　香港長期以來都是遠東的洗錢中心與間諜中心，回歸前后皆是如此。《逃犯條例》修訂矛頭所指，主要是從中國大陸逃來香港的貪官污吏等犯罪人士，以及在香港從事非法活動的外國人。條例修訂后，上述人等曝露于可能被送回中國大陸接受審判的風險，其行徑勢必有所收斂或干脆逃離香港。

　　《逃犯條例》修訂要針對的并非是普通的香港人或反對派人士，但對于臺灣綠營來說，卻仿如撿到重型武器，尤其正逢國民黨、民進黨初選白熱化之際，不少媒體與政治人物紛向“一國兩制”開炮，貌似關心香港人的福祉，實質針對對手進行攻擊，收割個人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