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教改的“繁星計劃”是以近三年未曾有學生進入所謂“明星大學”的高中為對象，給予這些學校一兩個名額，讓學校來選擇其優秀的學生進入明星大學，以彌補城鄉差距。

　　臺灣《聯合報》今日發表評論說，“繁星計劃”今年才剛開跑，成效未及評估，卻已決定明年擴大，將有廿五所大學加入。這些學校大部分位于較偏遠的地方，有較高比例的弱勢學生；為保障偏遠地區之弱勢學生，此計劃之精神值得肯定，然筆者要提醒切勿躁進，否則又將墮入過去教改的失敗經驗：設計立意良善，考慮不夠周延，成果不如預期。

　　文章說，問題是，這對學校的教學質量、升學狀況及弱勢家庭，會因此而改善嗎？此外，學校選擇的“優秀學生”是不是具有弱勢背景？學校在運用“繁星”名額時，是否會在校內產生惡性競爭，或甚至成為特權的運用？這些都是實施繁星計劃時必須留意的副作用。

　　評論表示，從臺大學生來源的統計中可知，二十年來建中與北一女兩校學生就占了臺大新生名額的三成，有時候還高達四成以上，而前十名的明星高中長年來也差不多占了新生的七成；這是最常被拿來說明“城鄉差距”的例子。可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些學生的原籍，例如就讀的小學與國中，會發現有相當比例學生并不是臺北人！

　　這說明，遷移因素加深了“城鄉差距”。簡言之，是基于人們向上流動的欲望，希望子女成龍成鳳，產生了學籍或居住的流動；尤其是成績好或家庭環境較佳者，即有較高機會流向“明星校區”。這是民主社會的常態，既不是問題、也無法禁止！因此，決策者宜跳出以升學率作為主要指標的思維，想想如何發揮地方特色，讓人們不至于為了孩子的升學進行不必要的遷移！

　　其實人們普遍存在著城鄉差距的迷思，通常以升學率高低或進入明星大學的比例為“優劣”的判準，而認為鄉比城差；如果以成長環境、空氣質量、活動空間、甚至硬設備與學生人數之比例，鄉未必較差！再者，學子智力不會因為生長在鄉或城而有差異，那么解釋升學表現的差異，通常關注的因素即為學校、家庭與同儕。那么，我們要問，這些因素是表現“差”還是表現“不同”，才導致升學表現不如都市的孩子呢？

　　那么，“繁星計劃”能夠在這些因素中，產生何種修補的功能？既然教育改革強調多元指標，何不去找尋并進而發揮地方特色，作為進入明星學校的條件？不只是讓天上的星星多一點，我們更希望找到不同特色的星星，不是嗎？

　　最后，如果大學教授結構不是“繁星”，在選才想法類似的情況下，又如何能發覺藏在陰暗角落的明日之星？ (作者 薛承泰 臺大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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