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書院山長林谷芳10日在《中國時報》發表評論文章說，《三國演義》提到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歷史哲學的總結，有它對中國歷史興衰分合的歸納。而說興衰分合，中國原與歐洲不同。有書同文，有儒釋道，就有“合”的不移基點；有地緣遼闊，有民族眾多，就有因特色而產生的“分”的差異。“合”，不會合到沒有地域特色；“分”，更絕不會分到背離中國文化體這根本的基點。

　　這“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既是針對中國歷史的歸納，談分合，因此有其相對性。而就根底來說，臺灣當前之處境正與背離這分合的原則有關。簡言之，這些年，臺灣盡從“分”的角度看事，將“分”絕對化，也就將自己逼入了絕境。

　　“分”，在臺灣，從歷史而言，其實并非一般以為的，是來自被日本殖民統治導致的分離，因為在當時，百姓仍祭拜著自己的祖先，四合院有自己的堂號，看戲還是看演忠孝節義的傳統戲曲，絕大多數人明白自己與日本人乃不同之民族。

　　真談“分”，在前，直接來自國共內戰的分治；而這30年來，兩岸多有往來，“分”，則由于自我意識的無限張揚。

　　個人權益的覺醒一定程度標示著社會的進步，但一徑以為個人先于社會，也罔顧了人自來就是群居物種的事實，而這群居并非如某些契約論者所言，只緣于后天之約定而已，它更基于如血緣、如文化等先天的聯系，而這血緣、這文化在許多時候還可超越個體，個體甚至可自覺性地為群體犧牲。

　　正因將個體的意識與權益絕對化，在臺灣涉及所謂“社會進步”的事情，就都帶有濃烈的這種色彩，于是，為自己爭權益乃可以無限上綱，就這樣，伴隨著所謂的進步，臺灣卻就陷入了永無止境的個體權益之戰。90年代的“垃圾不要倒在我家后院”就是個典型，其極致，在當時甚至可以說，只要誰有能力處理掉垃圾問題，誰也就可以當臺當局領導人了。

　　這樣的個體權益之爭，充斥各個領域，于是不同個體間就只存在著對立關系，卻無共榮的可能，而即便不零和，折衷后的諸方也都滿腹牢騷。臺灣這些年社會浮動人心焦躁，老實說，就跟這自我意識的無限膨脹及一味追求“分”的哲學有最直接的關連。

　　追求“分”，在小，是個人；在大，是團體；更大，就是整個臺灣了。面對大陸，諸事皆一徑地自“分”的立場著眼，從事實的分治、制度的分野，到社會文化種種的不同，總之，盡在“異”里談自己的存在價值，其最終，竟不惜以割斷文化臍帶來證實自己的存在。

　　這樣的做法，正如同在社會脈絡中將個人置于其他人際諸端的對立面來談事情般，不僅罔顧事實，更將自己逼入無以轉圜的險境，而以兩岸目前之消長，此險境恐怕要較許多人想象的來得更快及更猛。

　　“分”，尤其是絕對的“分”，是條死胡同，但30年來，臺灣社會卻就一直在“分”，其結果何只讓自己在兩岸中陷入險境，島內的事務也治絲益棼，社會割裂，但即便如此，“分”的氛圍卻始終未見轉圜，原因就在“分”已成上綱，已成習性。

　　因“分”而致的困境，其唯一的出路，其實就是回到“合”的哲學，如何真的讓臺灣成為一個整體，又如何與大陸成為更大的整體，是必須好好去思量的問題；而這整體，其實可以無礙于自身特質的存在，若舍此不由，還一心要去追逐一種虛妄的自我獨立存在，臺灣恐怕就會走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中。

　　其實，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何只是中國歷史哲學的總結，它更是世事棋局的哲思領略、生命緣起的深刻觀照。“分”，就只見自己的立場，分合一起觀，才能領略世局原有其分合進退，才能看到生命緣起中的諸方相關，以此，你也才能處變局而不自傷。

　　就因如此，盡管多年前曾為文談及分合的哲學，仍愿再以此文提醒大家：讓“合”成為未來臺灣人的主要思維邏輯吧！也許就這一念之轉，“回眸處，滿目青山”，你才發現，讓我們走入絕境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