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加入作家協會為何引發爭議？
中國作協公布的2012年擬發展會員的公示名單，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于丹位列其中。雖然公示期已過，但爭議不斷，有直接質疑于丹與作協甚至冷嘲熱諷的；也有人聲援，于丹已出版了幾本作品，在寫作上也達到了一定水平，因此加入作協算“名正言順”。（中新網6月17日）
于丹能否加入會，其實最應對照中國作協章程第十八條對入會對象的界定：“凡贊成本會章程，發表或出版過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學創作、理論研究、翻譯作品者，或從事文學的編輯、教學、組織工作有顯著成績者”。于丹因上“百家講壇”而聲名鵲起，如果僅就此條款來看，雖然其本業是影視傳媒，但以其解讀《論語》的巨大影響力，加入中國作協倒也沒什么不可以。
這樣一件原本尋常之事，偏偏引來輿論熱議，顯然是因為公眾對作協的社會形象存在誤解。在許多人印象中，作協會員的專業應當是文學創作。于丹雖然也有一些作品和一定知名度，但這些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從于丹入會的主觀愿望來看，期望以中國作協助其維權的因素更多一些，說穿了，就是找個“靠山”。
其實，沒必要太過于糾結于丹的“小九九”，因為很多人加入作協，并非真就是為了追求文學的自由與包容。沒必要一一列舉近年來有作協官員或知名人士，一再違悖社會道德理智而發表的那些奇談怪論，我們最應追問的當是當代文學是否還健康地活著？
2005年，諾貝爾獎評選委員主席霍瑞斯曾表示，該獎評選從不考慮候選人的政治取向，只是希望引導大眾去關注那些“偉大的邊緣作家”。這一表態終體現在其后幾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名單上，如2007年的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2008年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2009年的德國作家赫塔·米勒，均以關注社會底層或邊緣群體而著稱。201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去年造訪中國時，也指出，“文學是對現實的批判，是一種變化和變革”，“文學應具備社會意義，不應遠離政治，不應遠離社會。”可見，真正的文學至少不應回避社會現實，不應缺少獨立思考。
毫無疑問，今天的出版業空前繁榮，但一邊是書的海洋，一邊是文化的沙漠。雖然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主流獎項依然不斷激情出爐，但每每波瀾不驚。倒不是說以網絡文學為代表的體制外文學的水平就一定高，但是，如何實現文學的真正回歸，從而創造出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好作品，卻是作協及作家們需要思考與正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