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圖片來源：臺胞之家網站）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汪毅夫在香港中評網撰文，講述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光緒元年乙亥（1875）年間發(fā)生的三個歷史事件，并從“細節(jié)”的角度，以小見大，與讀者網友分享了這些故事。以下是文章內容。

　　清代“同光戌亥間”即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光緒元年乙亥（1875）年間，臺灣有日軍“征臺之役”、“天降”時疫和清廷“開山撫番之役”三件大事發(fā)生。我就此寫了6篇短文：1.《地方志與“大代志”》；2.《“賞穿馬褂”的理由》；3.《安徽老唐在臺灣》；4.《唐定奎與“剿番開山”》；5.《西鄉(xiāng)從道的故事》；6.《1874年臺灣疫情的歷史留痕》。短文短淺，只談細節(jié)，卻又因是“大事的細節(jié)”而見其事大也。譬如，關于“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與“化外游民”。當年，清廷明確指出：“生番地方，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視”，“生番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不得謂為化外游民，恝置不顧，任其慘遭荼毒”；臺灣地方官員則奉旨同日本侵略軍頭目西鄉(xiāng)從道中將交涉，“帶去《臺灣府志》一本，內開瑯嶠十八社系屬歸化生番，交其閱看”。這個細節(jié)告訴我們：各民族“既居中國土地，即當一視同仁”的“國族”觀念，是一致對外必須秉持的；外交無小事，清廷個別官員喪失“國族”觀念、妄謂臺灣“番社”住民為“化外游民”的不當言論，有相當惡劣的影響。又如，武力威脅與使用武力。唐定奎奉命率精銳部隊入臺，雖未交戰(zhàn)卻給了日本侵略軍強大的軍事威脅，是迫使日本侵略軍撤出臺灣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力威脅也是使用武力的一種方式。又如，疫情與軍事。日本侵略軍入臺后遭遇疫情，軍中疫死者500余人。清軍各部的兵員和戰(zhàn)斗力也因疫情而有所減損。重大疫情往往會對軍事發(fā)生重大影響。

　　 今天要補充的也是相關細節(jié)的參考資訊。

　　 沈葆楨《沈文肅公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62頁記：“倭奴為天所棄，遘疫甚酷。有竊見西鄉(xiāng)（按，日本侵略軍頭目西鄉(xiāng)從道中將）疏草一段者，其聲哀厲”；第65—66頁記：“倭奴為天所棄，病疫者多，其帥急欲退兵，而其主貪心不戢，內變將作”。顯然，疫情不僅減損了日本侵略軍兵員和戰(zhàn)斗力，還嚴重影響其士氣和軍心。該書第210頁記：“淮軍病疫，勢若燎原。四小統(tǒng)領，僅存其一。文員歿者五十余人”，據此可知，唐定奎部后來也發(fā)生了嚴重疫情。

　　徐天胎《福建民國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附錄之《李鴻章與福建》記：“日本尋釁臺灣，由瑯嶠攻據牡丹番社，朝旨授沈葆楨為欽差總理臺防大臣，李鴻章謂沈葆楨無兵不威，因函告葆楨，以唐定奎所部銘軍駐防徐州之六千五百人東渡援臺，協(xié)濟新式洋槍炮藥彈水雷，攻守器具甚備。而迭函誡沈葆楨慎固邊防，勿遽開釁，勸其忍辱負重，堅持定見。沈葆楨屢欲與戰(zhàn)，李鴻章屢書諷止，卒能定議罷兵”。從《沈文肅公牘》所收沈葆楨巡臺期間給李鴻章的公牘30件可知，李鴻章確實亦是“迭函”、“屢書”于沈葆楨也。反侵略戰(zhàn)爭是正義的戰(zhàn)爭，唐定奎率精銳部隊入臺，可對日本侵略軍發(fā)生武力威脅、亦可隨時對日本侵略軍開戰(zhàn)。試想，當年日軍若敢開釁必被就地全殲也。

　　附帶言之，《李鴻章與福建》是徐天胎從吳汝綸編著的《李文忠公事略》（日本三省書店1902年版） 抄錄的。梁啟超寫于同期的《李鴻章》（1901。又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是另外一種書。 徐天胎又名徐吾行（1906—1987 ）生前是福建省文史館館員，著述頗豐。（編輯：田云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