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水馬龍的臺北火車站附近，有一座草木蔥蘢、占地3025平方米的庭院。寸土寸金的臺北中心城區能保留這一片“世外桃源”，只因這座“逸仙公園”曾是孫中山二度來臺時下榻的地方，也是臺灣唯一保留中山先生在臺足跡的場所。
孫中山一生中曾三次蒞臨臺灣，分別在1900年、1913年和1918年。
第一次赴臺：春風化雨潤人心
長沙街位于臺北最古老的市街艋舺一帶，這里是孫中山當年來臺居留最久的地方。
1900年9月24日，孫中山化名吳仲，從日本神戶經馬關赴臺，于28日抵達基隆港。他在臺北新起町(現為長沙街)設立革命總司令部指揮所，在此策劃惠州起義。當時臺灣在日本人統治下，當局雖表面上許諾“起事后可以相助”，實際密令干預孫中山在臺的“任何行動”。
臺灣孫中山紀念館原副館長曾一士向記者出示已經解密的日本官方文書。文書透露，孫中山抵臺當日，臺灣殖民當局即電告日本內務省：“彼等行蹤正嚴密監視中。”次日，日本內務省回電：“孫逸仙之任何行動，請即監視并干預。凡本邦人對之給予支助者，應視同妨礙外交事務，嚴格取締。”
惠州起義失敗后，臺灣殖民當局奉日本政府之命，將孫中山等人驅逐出臺灣。孫中山于11月10日離臺赴日，此次在臺共停留42天。
42天的往來奔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開始在臺灣傳播。1910年7月同盟會臺灣分會宣告成立，成員曾發展到76人。因受當局的排斥與限制，分會成立4年后被迫宣告解散。但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重回祖國懷抱的理念在臺灣民眾心中已是“春風化雨潤人心”。
辛亥革命爆發后，臺灣民眾從1912年至1915年，先后在南投、嘉義、臺中、臺南、苗栗和臺北等地，發動多起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
第二次赴臺：酒贈壯士表寸心
鬧市不知春色處。步入逸仙公園，一下就隔開外界嘈雜聲。公園內花木儼然，有一池碧水、數十株松竹梅，極具江南韻味。園內的孫中山史跡館，正是孫中山第二次赴臺時下榻的“梅屋敷旅館”。
孫中山第二次赴臺，是在“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失敗后的赴日途中。1913年8月5日，孫中山與胡漢民及隨從等乘“撫順丸”自福建馬尾抵達基隆，由臺灣總督府派員接待前往臺北御成町梅屋敷。由于日本殖民當局嚴密監控并催促盡速離臺，中山先生在臺僅停留10個小時，但仍秘密會見了翁俊明、蔣渭水、羅福星、廖進平等抗日志士。
當年剛滿18歲的廖進平受父親和中部士紳委托，將募集的6萬日元交給孫中山，作為革命之資。孫中山回贈兩瓶威士忌，分授蔣渭水和廖進平。
1946年，國民黨當局以梅屋敷原址建成孫中山史跡紀念館。1983年由于鐵路建設，紀念館以原址搬遷的方式挪向北約50米處重建，于1977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紀念日再度正式對外開放。
如今的史跡館恢復當年梅屋敷原貌，是一棟面積約150平方米、具有濃郁日式風格的建筑物，屋頂覆蓋著老式暗黑色“理想瓦”，十分幽靜清雅。管理人員告訴記者，由于這里毗鄰臺北火車站，又是免費入園，經常有大陸旅行團前來憑吊參訪。
進入館內，正面墻上懸掛孫中山為旅館主人大和宗吉親書的“博愛”二字。房中擺有木質方桌和坐墊，全都保存孫中山駐蹕時原狀。此外還擺設了遠從舊金山搜集到的孫中山使用過的辦公桌椅，以及介紹孫中山與臺灣淵源的歷史照片、舊報和文檔。
張張黑白照片和泛黃的文稿進入眼簾，仿佛將人帶入那個風起云涌的年代。彼時此屋偉人贈酒，壯士心頭澎湃激情。
第三次赴臺：君子所過存者神
孫中山第三次赴臺僅短短一個小時，足跡所到處已不可考。
第一次護法失敗后，孫中山辭去護法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職務。為了尋找革命出路，他和戰友們商量要在臺灣建立大陸以外的革命基地，并決定親自赴臺和臺灣同胞見面，喚起民眾意識。
1918年6月，孫中山由廣州搭船經過汕頭，再轉乘“天草丸”于7日下午抵達基隆。日本殖民當局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極力加以阻撓，遂派員到船上接待，不讓孫中山在臺停留。孫中山不得不在抵臺僅一小時后便改乘“信濃丸”前往日本神戶。
臺灣歷史學者王曉波表示，孫中山第一次赴臺時，日本剛剛占據臺灣，還比較放心讓孫中山前來。到后來，他們越來越發現中山先生在臺灣的影響，也就不敢再讓孫中山和臺灣同胞接觸。
“孫中山三次渡臺時間雖不長，卻將臺灣與中國革命運動聯成一體。”曾一士說，孫中山一方面吸收臺灣同胞前赴大陸，或追隨國民革命，或學習中華文化；另一方面以民族大義點燃臺灣革命火種，感召臺灣同胞覺醒抗日。
他強調，從臺灣同胞之后前赴后繼參與反日、維護統一的斗爭中，人們可以感到孫中山先生三度來臺的影響，感受到中山精神在臺的傳播，這正如孟子所說的“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