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啟揚是臺灣政壇前輩，了解不多，但讀過一篇李敖的文章，將其列為“尚有可記者”，因此印象頗深。
李敖和施啟揚1949年在臺中一中便是同學，后來考進臺灣大學，仍有一段很長的交往。在李敖的印象中，大學時代的施啟揚還是很有些正氣和義氣的，并曾記錄過兩件他的“義舉”：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親孟昭常和他母親早在印度離婚，離婚后他和弟弟孟大強都隨父親到臺灣讀書，母親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離婚時，離婚證書上兄弟跟了母親，那么兄弟兩人即可視同僑生，不必當國民黨的鬼兵了……于是找到施啟揚，告以原委，遂由施啟揚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當年印度離婚情況的‘離書’，其中每一細節，包括幣值換算，都做得天衣無縫……施啟揚當年肯這樣義助朋友，冒險一起偽造文書，我至今感謝他。”
“回想施啟揚當年，在大學生李敖公開寫文章給雷震《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時候，他也匿名‘揚正民’，寫‘一個大學生的信念與看法’，投稿給《自由中國》，并偷偷去造訪雷震，可見當年的施啟揚，尚不失其真誠的一面。”
此后大學畢業，李敖和施啟揚偶有信件往來，但關系已不如當年密切。李敖始終站在當局的對立面，呼吁政治民主，鼓吹言論自由，一支辣筆，談古論今，嬉笑怒罵，驚世駭俗；而施啟揚學而優則仕，踏入政壇后一路青云，成為蔣經國“崔苔菁”政策培養的臺籍政治精英。
“浮云一別后，流水十二年。”到了1981年，李敖第二次作為政治犯入獄半年。在入獄前夕，他寫了一封信給時任“法務部政務次長”的施啟揚，望其“依情理法”注意自己六個月的牢居生活。
施啟揚收信后，給相關人員打了電話，希望在權責范圍內，一定有所照顧。但在李敖看來，事實上，施啟揚為了避嫌，只是口頭說說而已，沒有任何的實際行動。
據李敖自己撰文回憶：有一次，我在土城看守所籃球場運動的時候，獄吏跑來，說：“所長緊急通知，‘法務部次長’到所里來了，想見見李先生。”我說：“可是，我不想見他啊！”傳聞開來，上下人人稱奇，都說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啟揚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監察委員”來的，順便要見見我，結果吃了我大架子而歸。事實上，施啟揚真的有誠意要見人，可以直接從所長辦公室走進押房來，但他不敢。
至此，兩人分道揚鑣，不復相見。（海峽導報記者王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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