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關,思家心切。當越來越多的人踏上回家的旅程時,卻有一群人不得不守在清冷的工地,他們也想回家,但是,遲遲沒有到手的工錢讓他們不敢回家。
近日,常年為農民工維權的全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與公益法律事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佟麗華向記者介紹了幾起較為典型的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根據佟麗華的介紹,《法制日報》“新春走基層”記者走訪了這些被欠薪的農民工,試圖還原他們的討薪經歷和真切的生活。
“要不到工錢沒法回家過年”
在通往北京市門頭溝區潭柘寺景區的道路上,矗立著一大片剛建好但還無人入住的安置住宅樓,由于靠近山體,冬天在這里會感到格外清冷。
在這常人難耐的清冷之中,46歲的四川籍務工男子岳遠林依然堅持住在這里——為了討要自己被拖欠的9萬余元工錢。
岳遠林將《法制日報》記者帶到他的住處,這是一間剛建好的毛坯房,除了鋪蓋外,屋里的家具很少。
“我在這片工地也干了一段時間了。去年3月1日,我們老鄉(拖欠工錢的公司)讓我把小區幾棟樓房的水暖工給做一下,當時約定每月勞務費6000元,但后來一段時間公司一直沒有支付勞務費。一直到去年8月1日,我實在干不下去了,只得停工,但拖欠的工資卻一直沒有要回來。”岳遠林說。
岳遠林到北京務工將近10年,但今年的年關對他來說格外難熬。
“我已經把車票錢發給工人,讓他們提前回去。如果要不回工錢,過年我就不回去了。不然,到了除夕晚上,工人們很有可能又來到我家里討要工錢。”岳遠林告訴記者,他手下的工人和他都是一個村子里出來的,平時低頭不見抬頭見,只要他回去了,其他人肯定會知道,到了過年的時候也肯定會到家里來要錢。
岳遠林說,工人們一般也不吵不鬧,就是坐在家里不走。“如果我回去了,工人們過年時沒有從我這里要到錢,那我的名聲也就全毀了,今后還有誰愿意跟著我出來干”?
對于岳遠林來說,除了擔心名聲受損外,面子也是個大問題。
“終歸在外面干了好多年了,其他人一說起來,都說是在北京打工的。可是實際上呢?這兩個月來家里一直在給我寄錢。要是過年回去了,親戚朋友帶著小孩串門,不管怎樣也得給孩子一個10元20元的紅包意思一下,但現在這個樣子,又怎么拿得出錢呢。”岳遠林說。
一想到自己也許不能回家過年,岳遠林說,他特別想念自己的孩子。“我有兩個孩子,老大是個女孩,上高二了,個子一米七五,成績很好。老二是個男孩,在上小學。因為女兒快上大學了,老婆一直發愁學費從哪里來。我本來準備拿到9萬余元工錢后,就存5萬元作為女兒的學費。現在看來,拿回工錢還不知道是什么時候的事”。
現在,岳遠林已經寫好了民事起訴狀,準備與拖欠工錢的公司對簿公堂,但他自己對此信心不足。
“說實話,討要工錢真沒什么好辦法。過去,我手底下也有工人因為要不到錢發脾氣,于是一怒之下把自己原來干好的活全給毀了,可是他們不知道這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曾經有個工人是裝PVC吊頂材料的,因為沒拿到工錢,就把那棟樓從一樓到頂樓所有已經裝好的PVC吊頂全部砸壞了,結果就被抓了起來。問清原由后,考慮到他還有兩個孩子在家沒人管,這才把他放出來。”大約是外出打工的時間太長了,岳遠林說話的語氣始終波瀾不驚。（記者杜曉實習生嚴寒梅）
14萬元工資如同畫餅
在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面向農民工舉辦的維權普法宣傳活動上,35歲的安徽籍務工女子許雪鳳被選為農民工代表走上前臺。
此時,許雪鳳卻做出了一個令在場人員吃驚的舉動,她猛地跪倒在地,哭道:“要不回錢,現在學再多的法律知識也沒有意義啊。”
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趕緊將許雪鳳扶起,隨后,將她帶到法院去咨詢如何通過法律手段討要薪水。
《法制日報》記者在位于北京大鐘寺城鐵附近一家工地的工棚里見到了許雪鳳和她的丈夫。
工棚里的一張桌子上放著許多方便面、饅頭和榨菜,許雪鳳和她的丈夫每天就靠吃這些度日。城鐵從工棚的窗戶外開過,聲音很大。工棚里沒有暖氣,溫度很低,但許雪鳳和她的丈夫對此似乎已經麻木了。
“工地的活干完了,沒有拿到錢,也不讓我們住了。這里是我們一個老鄉干活的地方,他已經拿到錢回家過年了,我們只能暫住在這里。”許雪鳳告訴記者。
2011年,許雪鳳和她的丈夫從安徽老家來到北京務工,這是他們第一次外出打工。2011年8月底,工程主體竣工后工人全部退場,但總計還有50余萬元工資未支付給工人,這其中就有屬于徐雪鳳和他丈夫的14萬余元。
據介紹,許雪鳳等人所承包的工程是從一家國有建筑公司分包給某建筑公司的,這家承包項目的公司目前已經解散。2011年9月,有關部門曾經幾家聯合就這家公司解散之后工人工資的問題集中進行過解決,但是結果是讓許雪鳳手中多了張白條,上面寫著,“ⅹⅹ公司下欠陳家豹(許雪鳳的丈夫)工人工資140597元”,白條上進一步注明,“欠款在主體工程竣工兩個月內結清”。但至今,上述款項依然形同畫餅。
“我婆婆心臟腫大,孩子又在上學,我們就想著來北京多掙點錢,一方面給我婆婆治病,另一方面也給孩子將來存點錢。但現在一分錢沒拿到,回去怎么跟婆婆說啊,她70多歲了,心臟本來就不好。”許雪鳳坐在一個低矮的小板凳上,將頭斜靠在床上,由于幾天來哭得太多,睡眠不好,臉已經有些浮腫。
說話的工夫,許雪鳳的眼淚又流了下來。他的丈夫,還有一同被拖欠工資的來自四川的謝開泉、來自河北的許鳳龍,3個大男人的眼角無不掛著淚水。
“我女兒也上高中了,也需要錢。”40多歲的謝開泉哽咽著。
自進入2012年1月以來,許雪鳳等人就開始為拖欠工資的事,不停地找有關部門投訴,令他們感到失望的是,沒有哪個部門愿意出來為他們解決問題。
“經常看新聞,說幾部門聯手整治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但問題是,幾部門聯手之后也沒有一個牽頭的,他們都是平級的,于是將問題踢來踢去,這個部門說應該找那個部門,那個部門又說要找這個部門,結果是像我們這些討薪的人腿都跑斷了,還是一分錢都要不到。”許雪鳳說,“該跑的部門我們每個都跑了好幾遍,每個部門都認為應該找其他部門,包括建筑公司、勞動監察、建委等等。”
許雪鳳告訴記者,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一個部門反映問題,對方回答:“如果按程序走的話,大約需要9個月的時間。”
“有一次我也很生氣,當著他們(工作人員)的面說,如果中國足球也能像你們這樣踢來踢去的,早就是世界一流了。”許雪鳳的丈夫臉上掛著淚水調侃。（記者杜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