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想想，十年前我們能預見到我們現在離不開智能手機嗎？五年前我們怎么知道我們的生活離不開騰訊微信呢？在喬布斯創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要看到新供給能夠創造新需求，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取決于那些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的產業，而取決于有哪些新供給，將來會創造哪些新需求？實際上，只要能有效解除對五大財富源泉的供給抑制，就能提高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潛力。

　　三年前這一部分的重點在于呼吁放松人口控制政策，如今二胎生育控制已經全面放開，解決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后顧之憂。可是，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為什么我們這些年勞動成本上升的如此之快呢？顯然，戶籍制度、檔案與人才流動管理制度、社保與保險制度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改進的空間，可以進一步釋放人口紅利，降低勞動用工成本。

　　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尚存爭論，但我認為，農村還有“相對剩余勞動力”和“相對人口紅利”。所謂“相對剩余勞動力”或“相對人口紅利”是什么意思呢？目前中國農村人均GDP與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說一個農業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抑制，比如短期適當放松戶籍制度，促進人口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自由流動，就可以進一步釋放中國的人口紅利，促進經濟的增長。此外，在以檔案管理為核心的人才流動機制方面，還存在著諸多非市場經濟的桎梏。又比如企業繳納的“五險一金”基數過高，也變相提高了企業的成本，但是卻并未增加員工的當期收入和當期消費。因此，如何下決心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勞動用工、社會保障制度，在員工福利總體不降低的前提下，使中國的企業能夠保持一定的競爭優勢。

　　最近十年如果不是土地、地租、資源的價格成倍地上漲，很多企業的利潤不至于被侵蝕得如此嚴重，甚至被逼到倒閉破產的邊緣。從農業生產效率看，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一直是小農經濟，而小農經濟產出效率自然很低。如果土地產權明確，且可以自由流轉并適當集中，中國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然而調查表明，中國農村各地，居然有120多種土地承包方式，根本沒有辦法從中央層面出臺“一刀切”的頂層設計方案。那么農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推進呢？如果不能出臺頂層設計方案，就應該通過中央立法的方式確定改革原則，把具體改革的權力放給基層。除了農村土地承包方式五花八門之外，在中國每一個城市和農村的城鄉結合部，都是一個土地產權的迷宮，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土地價格上漲的巨大利益，在政府與集體、個人的復雜博弈中被瓜分，還留下無數“城中村”、小產權房之類無法拆除的“腫瘤”。不論是房地產，還是工業、商業工地，不論是平原，還是山地，都存在供給抑制、供給結構問題，以及供給成本過高的問題。與土地產權相關的礦山也是一樣，各種礦產資源的產權關系是否明確，礦產交易市場發育是否完善，直接影響開采的粗放還是精細，直接影響資源利用效率和資源的供給價格。總體而言，中國的土地和資源供給抑制還比較嚴重，在產權優化和資源供給效率提高方面還有很大改革空間。

　　中國是全世界資本最多的國家，我們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居民、企業加上政府的儲蓄有100多萬億元。然而，作為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利率水平卻是全世界偏高的，民間借貸成本更高得難以想象。全世界的金融制度、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存在的價值可以概括成一句話——在儲蓄者和企業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而我們的金融制度、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呢？在二者之間挖了一道深不見底的鴻溝——一邊是儲蓄錢多的找不到去處，叫作“資產配置荒”，一邊是企業找不到資金，鬧“錢荒”！為什么在全球資本最多的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資本短缺和最貴的資本價格？除了貨幣政策，更深層次的原因就在于金融抑制。如何解除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給效率，大幅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如何用資金價格的標準衡量打破銀行壟斷的真實改革效果？利率市場化的宏觀背景和微觀基礎怎么改革？如何讓利率反映中國真實的資金供求關系？怎么改變中小企業獲取資金困難的情況？如何加大資本市場創新、開拓直接融資新渠道、培育適宜新供給發展的資本搖籃？這顯然是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要實現中國產業從低端的復制性供給結構向高附加值的創造性供給結構轉變，需要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從而實現技術、方法和業務模式的創新。中國還沒有形成創新型的科教體制，高中、大學培養的都是知識型人才，而不是創新型人才；很多國有科研機構白白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卻缺少真正有市場價值的創新技術，教育制度改革、科技創新體制改革決不僅僅是增加投入的問題。最近幾年，中央和各地政府在高科技產業園區孵化方面做出了很多積極的努力，給高科技創新企業不少優惠和扶持，這些都極大地提高了創新的效率，加速了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形成。不過，創新和技術供給的基礎還是教育體制，中國當前的教育體制雖然每年都消耗著巨大的財政資源，卻并未減少家庭的教育投入支出，并且用各種僵化的知識和無窮無盡的考試消耗著孩子們的青春。顯然，教育領域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場變革，而是一場革命。

　　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宏觀的社會分工效率和微觀的企業生產效率，而社會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帶來財富的增長。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看到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巨大增長動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從農村人民公社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資源和生產技術沒有太大變化的情況下迅速提高了糧食產量——所以，制度就是財富的源泉。目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空間還很大，李克強總理指出，每一個制度改進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潛力。舉例來講，很多國有企業所占有的資源很多，但單位資源、資本的產出都遠遠低于自由競爭的民營企業，改革這些低效率的部門自然會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很多國有企業的員工只用了較少的積極性在工作，如何讓他們的積極性發揮到100%？搞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單位資源、資本、勞動的產出效率，中國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可以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