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蕭海川

　　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在戰火連天的歲月里，哪本書承載著怎樣的理想與信念，值得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山東東營廣饒縣劉集村共產黨員的回答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

　　１９７５年，文物工作者來到劉集村征集革命文物。村民劉世厚提及自己仍保存著當年大伙學習“大胡子”的那本書，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經過一番勸說與動員，劉世厚捐出了珍藏４０多年的《共產黨宣言》首譯本，也揭開這個魯北農村學習、傳承、捍衛馬克思主義的一段往事。

　　２０世紀早期，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與國內五四運動的展開，馬克思主義逐步在大江南北落地生根，為尋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中國帶來新希望。《共產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標志，中文全譯本的缺失卻始終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心結。

　　１９２０年８月，經過數月緊張工作，由陳望道翻譯的第一本中文版《共產黨宣言》在上海正式問世。但由于排版疏漏，封面書名《共產黨宣言》被錯印為“共黨產宣言”。這約１０００冊的錯版書，遂全部贈閱。有一些就隨著次年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們奔向各地。

　　１９２６年的正月，在濟南工作的共產黨員劉雨輝回到家鄉廣饒縣劉集村省親，臨別前將一本《共產黨宣言》首譯本贈與族中的共產黨員劉良才。此時的劉良才，已在前一年建立中共劉集村黨支部，并擔任第一任書記。

　　劉良才的孫子、７５歲的劉奎湘老人告訴記者，由于首譯本封皮印有一幅水紅色的馬克思半身像，當時的劉集村人更習慣稱其“大胡子”。人們把《共產黨宣言》叫做“大胡子的話”，本名倒少有提及。

　　拿到這本書的劉良才如獲至寶，經常與支部成員一同研習。為避人耳目，用棉被掩住窗戶、點起豆油燈、讓妻子在屋外望風都是必備的手段。雖上過幾年學，劉良才初讀《共產黨宣言》也是磕磕絆絆、不得要領。但讀得多了、想得透了，再聯系起眼前長工與地主、老百姓與縣老爺的尖銳矛盾，更堅定了他依靠馬克思主義不懈斗爭的信心。

　　“我爺爺一向對社會不公與壓迫氣憤難平，總想著鄉親怎么才能活得不那么苦。”劉奎湘說，劉良才告訴家里人聽“大胡子”的話，就有飯吃、有田種。慢慢地，劉集村學習《共產黨宣言》的人越來越多，黨組織的凝聚力也越來越強，能夠經得住風雨考驗。

　　１９３１年，為保護在廣饒身份暴露的劉良才，上級黨組織委派其擔任濰縣中心縣委書記。臨行前，他將《共產黨宣言》首譯本托付給劉集村黨支部委員劉考文。此時，大革命失敗的中國已被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籠罩。在囊括６００余種書刊的“禁書名單”中，《共產黨宣言》名列榜首，更有人因持有此書慘遭酷刑。

　　磨難也接踵而來。１９３２年，廣饒的黨組織遭到破壞，劉考文被捕。１９３３年，因叛徒出賣，劉良才在濰縣被捕，隨后英勇就義。這本《共產黨宣言》首譯本的下落，也成了一個謎。

　　人們后來才知道，劉考文在被捕前又將首譯本交予為人忠厚低調的黨員劉世厚。隨后的歲月里，這本書被仔細包裹著，藏在炕洞中、躲在糧囤下、掖在墻眼里，但未曾離開劉世厚的左右。

　　即便是１９４５年１月，暴虐的日寇一次性燒毀劉集村５００余間房屋時，首譯本也得以幸免。已逃至村外的劉世厚那時又返回火場，避開敵人視線，忍受著煙熏火燎，將塞在屋山墻中的首譯本安全帶出。

　　烽火年代中的劉集村，被譽為“紅色堡壘”，有據可考的烈士就有２８人，解放戰爭中還為前線提供了２００人擔架隊、２萬斤軍糧等人員物資。今天在首譯本的發現地，建有專門的紀念館，每年來此重溫歷史的觀眾達１０余萬人次。這段守護首譯本的歷史還被搬上了舞臺與銀幕，有更多的人知曉了這段紅色歷史。

　　劉集村的后人們，沒有忘記近百年來老輩人的堅守與犧牲，更以這件國家一級革命文物自豪。４２歲的劉洪燕從事鋼材貿易十幾年，每次結交新朋友，會以“來自劉集”“是一名黨員”來介紹自己。“前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認可，我更有底氣來維護這一名譽。”劉洪燕說。

　　“與其他存世的首譯本相比，這本５６頁、巴掌大的小冊子得到了農民的認同并在實踐斗爭發揮了指導作用。”擁有５年解說經歷的紀念館解說員宮雪表示，工作中的耳濡目染讓自己切實體會到“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含義，也深深為黨的歷程而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