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里約熱內盧擁抱奧運會,在科科瓦多山上俯瞰,有一個意象讓人難忘——一面是燈火輝煌的城市,懷抱所有人類的美好夢想;另一面是依山而建的大片火柴盒般的貧民窟,容納了城市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富裕與貧困的反差,刺目地存在于大西洋西岸。一座山的兩面,警示著人類的一項緊迫任務:消除貧困。

　　而在太平洋西岸,同處發展中國家,浙江已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絕對貧困現象,是中國首個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省份。而且,全省農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萬元,連續31年領跑全國,是中國城鄉、區域之間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聯合國發布的《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報告》顯示,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已從1990年的19億降至2015年的8.36億,其中中國貢獻率超過70%,6億多中國人快速擺脫貧困,是最早實現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創造了人類減貧史的奇跡;浙江,則是這一奇跡的閃亮之星。在這里,我們解讀3個堪稱經典的案例,詮釋富有浙江特色的扶貧開發經驗。

　　“模范生”的奧秘

　　危機無聲。截至2015年,全球約有8億多極端貧困人口,成為當今世界地區沖突、恐怖主義蔓延和環境惡化等問題的重要根源。

　　雖然是沿海省份,但人多地少、山多田少的浙江,一度面臨沉重的貧困問題,30多年前農村貧困發生率甚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能在如此短時間全面消除貧困,浙江堪稱中國的“模范生”。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浙江屋脊”——地處浙南山區的泰順縣,一個曾經的欠發達縣。

　　從泰順縣城到筱村鎮培坑村,需在盤山公路行駛兩個多小時。如今的培坑已不見“空心村”的荒蕪,村民陸續開辦了8家織帶作坊。創辦來料加工產業項目、村民們在家門口就業增收,這一富有浙江地域特色的富民舉措,成為浙江扶貧開發的重要抓手。

　　培坑村距瑞安市汀田鎮不遠,那里是全國有名的織帶加工基地。經政府部門牽線引進,辦織帶加工廠成了培坑村脫貧致富的可行方式。不過,村民畢竟收入不高,最初的創業資金從哪里來?

　　村委會主任毛定夠說,當地獨特的資金互助會起了大作用。這是浙江扶貧的另一重要舉措:金融扶貧。資金互助會的股本金由會員自籌、政府補助等構成,村民最低繳納1000元會費就可以成為會員,只要有需求,會員可以從互助會借得資金用于創業,手續方便,利息也低。村里的低收入農戶還可以通過贈股配股等方式,每年享有固定分紅。

　　在泰順,這樣的村級扶貧資金互助會,現在有107個。

　　其實,在浙江快速減貧現象的背后,都能看到一股強大的推力——每5年,省里就出臺一個推進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扶持政策、實施一個針對具體扶貧對象的扶貧工程。過去10年中,省財政每年向26個欠發達縣轉移支付年均在300億元以上。

　　在全世界的扶貧模式中,通常把主要精力用在增加資金上,但很多扶貧資金往往一次性分配,貌似普惠而公平,卻無法形成長效機制。小小的培坑村,濃縮著浙江扶貧的兩種模式——產業和金融扶持。跟以往簡單給錢的“輸血”方式不同,這被形象地稱為“造血”,讓一度虛弱的細胞和器官富有活力,貧困地區靠內生動力自我發展。

　　農民的幸福計劃

　　在培坑村,一個細節引人注目:隨著織帶作坊出現,村里悄然興起“返鄉潮”——曾經外出打工賺錢的村民,紛紛返回家鄉工作,現有60多位村民在家門口就業,一名在作坊做工的婦女,月工資在千元以上。

　　不用背井離鄉外出打拼,這是出現在許多浙江農村的變化。第二個故事,發生在浙江地理版圖的中心——磐安縣,當地探索的是利用生態資源致富,讓村民在家門口賺錢,這被稱作“我的幸福計劃”。

　　這個計劃起源于當地最偏遠的山區高二鄉。針對農民增收困難,鄉里引進一家現代農業公司,組建“幸福里”專業合作社。農戶按傳統古法種植稻谷,公司以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共吸納低收入農戶4000多戶、近萬人參與,人均年增收1000元以上。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當地干部這樣看待農村問題,尤其看重“老鄉”——大量農民的增收致富。在中國人的千年夢想中,小康是一種富裕安康的生活,而在浙江,這個目標顯然更高遠。

　　2015年,我省提出不把絕對貧困現象帶入“十三五”——這意味著新時期扶貧開發工作,要讓低收入群眾共享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果。

　　按照這一要求,高二鄉的幸福計劃也有了升級版:“幸福里農耕文化產業園”“幸福公社”“幸福之旅”等。在下初坑自然村,當地利用原生態的環境和古村落,引進工商資本,將整個村莊作為產業園的一部分,一間間廢棄多年的黃泥房被改造成民宿,開始發展休閑旅游產業。

　　村民依然住在村中,不過他們的家鄉成了城里人向往之地。村民張洪傳將兩間閑置農房出租作民宿,一年有租金6萬多元。“有了這筆錢,我也要創業了。”張洪傳說,他家還有兩間房,今年準備開辦農家樂。

　　生態優勢就這樣轉化為經濟優勢。而這只是一個縮影,浙江眾多山村的未來,正沿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之路走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浙江以“山海協作”方式助推山區加快發展——沿海發達地區把項目、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注入內陸山區,與當地自然資源、勞動力、生態等優勢結合,雙方緊密協作,使原先的“欠發達地區”蘊育出新的活力。

　　互聯網的奇跡

　　減貧,始終是全球一大難題,對中國來說,扶貧開發任務之重、時間之緊可想而知。洶涌而至的信息技術革命,能否加速貧困人口的脫貧進程?第三個故事,不是發生在某個村莊,而是浙江的一個現象——“淘寶村”。

　　淘寶村,是指淘寶電商年交易額達1000萬元以上的行政村。到2015年底,浙江已經有280個“淘寶村”,數量居全國首位。

　　在浙西南大山里,記者見證了一個封閉落后的小山村——縉云縣北山村——在短時間里快速蛻變的神奇之路。只用了幾年時間,這個村的農民就開出300余家網店,80%以上的村民從事與之相關的職業,年銷售額超過1億元,成了遠近聞名的“明星村”。

　　37歲的村民呂林全身肌肉萎縮,這個從小不能行走、靠人救濟的農民,一度對生活失去信心。但在開辦一家戶外用品專營店后,他不僅能養活自己,還開始贍養母親,這讓他體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互聯網+”時代,一根網線改變了無數浙江鄉村和農民的命運。在鄉村涌動的這股創業創新浪潮,也被各地政府鼓勵。各地頻頻出臺專項扶持政策,不少地方還辦起了電商創業園。“放下鋤頭,拿起鼠標,做成生意”成為浙江農民新的生活方式。

　　在這3個浙江故事中,人們的成功離不開一個共同條件:清除各種基礎設施障礙。在他們的身后,政府做著大量默默無聞卻極其重要的工作,從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到鄉村整治和環境改善;從網絡普及和文化普惠,到各種政策扶持和精準幫扶,全民創業致富的通道已經打開。

　　現在,浙江正參照經合組織(OCED)國家的通行做法,采用“收入比例法”確定扶貧標準,即著眼于減緩相對貧困、縮小收入差距——采取綜合舉措,幫扶那些處于收入低端的人群增強發展能力,確保低收入農戶收入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使城市和鄉村的發展更加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