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鮮明特征

　　改革開放40年，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其中，堅持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是最重要的經驗之一，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鮮明特征。

　　一、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對于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提出過明確的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并把全部資本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后，就要“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基本觀點，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其中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同時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又具有反作用，適應時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適應時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就是在這樣的基本矛盾作用下不斷前進的。

　　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提出的重大理論課題和實踐課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礎。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沒有得到合理解決，生產力發展受到制約，影響到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發揮。如何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是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首要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除了遵循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一般規律外，還由以下特殊因素所決定：首先，這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使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多，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發展成為現實可能。其次，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主要矛盾所決定。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要矛盾才能逐步得以解決。再次，由“兩個一百年”宏偉目標所決定。生產力發展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力量，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沒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不可能的。最后，由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所決定。列寧曾指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社會主義制度要發揮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大的優越性，并朝著共產主義崇高目標前進，就必須進一步加快生產力發展。

　　總之，我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靠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國謀劃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檢驗一切改革措施成功與否的根本標準。

　　二、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經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我們黨從農村到城市，從局部到全面，從經濟體制到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擴大開放，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

　　改革所有制，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要有基本經濟制度作保證。資本主義私有制之所以最終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是因為不適應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要求；而單一的公有制之所以沒有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發揮，是因為脫離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狀況。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大實際出發，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進行所有制領域改革和產權制度改革，摒棄了單一公有制模式，創新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各類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使一切促進生產力發展、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改革經濟體制，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發揮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的共同作用，雖然具有一定自發性、盲目性，但總體上有利于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資產階級曾經利用這種形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反復探索，我們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結合，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體制機制保證，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改革分配制度，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科學的分配制度能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會挫傷人的積極性。按資分配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束縛生產力發展；而平均主義分配，影響勞動者積極性發揮，也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們進行分配領域改革，建立起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生產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兼顧效率和公平，極大調動了經營者和勞動者積極性，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供了分配制度保證。

　　創新發展理念，實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大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我們黨不斷探索，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理念，并實施了科教興國、創新驅動發展、可持續發展等重大發展戰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實現了我們黨在發展理念上的一次深刻變革和重大創新。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們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堅持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實施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軍民融合發展等重大戰略；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一步一個腳印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

　　持續擴大開放，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開放能夠促改革、促發展，帶來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持續擴大開放，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從建立經濟特區到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從沿海開放到全方位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促進國際產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使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三、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生產力發展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然而，我國發展仍存在許多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例如，一些核心技術還受制于人，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等等。在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出現的“逆全球化”潮流和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更增加了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風險和不確定性。面對新情況新挑戰，必須堅定不移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定不移持續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一以貫之地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我國改革發展的根本任務。

　　加快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增強創新力、發展新動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和現階段的重點任務。科學技術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要加快生產力發展，必須加快科學技術的發展。要注重把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掌握運用和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結合起來，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不斷用先進科技改造和提高國民經濟，努力實現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新跨越。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科技進步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我們必須加快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補上創新短板，破除一切阻礙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

　　加大重點難點領域改革力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必須站在更高起點上深化重點領域改革，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見效的重大改革舉措，持續增強改革牽引作用，充分激發發展活力和創新活力。要深化市場監管改革，進一步推動“放管服”改革，全面實施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推動“互聯網+政務服務”等改革重點任務落地。深化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化國企國資改革，進一步鼓勵支持引導保護民營經濟改革發展，不斷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成本，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深化宏觀領域改革，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貨幣供給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深化分配領域改革，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做好民生保障，把穩定就業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強化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

　　加快落實對外開放重大舉措。繼續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是我國自身發展和造福世界的戰略選擇。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向縱深發展，加強與各有關國家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創造更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資環境，在主動放寬市場準入、擴大進口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落實放寬市場準入的重大舉措，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動建設更高水平的自由貿易試驗區，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以自貿區建設帶動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積極穩妥推進對外投資，堅持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創新對外投資方式，繼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

　　（作者：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