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40年前，中美兩國在幾乎沒有任何經濟、社會、文化交往的情況下，從各自安全戰略需求出發，開始實現雙邊關系正常化。如今，中美關系已經發展為世界歷史上最為復雜的國際關系。應當站在全球戰略高度和人類歷史新起點，重新思考兩國關系的本質和未來，開創國際政治的新思維。
一、中美關系重要性前所未有，但面臨重大考驗
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局勢更加復雜多變。今天的中美關系突出呈現兩大背景：一是中國成功應對危機，經濟規模持續擴大，迅速走到國際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前臺；二是發達國家經濟、金融體系遭受重創，復蘇進程曲折緩慢，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在此形勢下，美國為克服自身困難愿與中國加強合作，讓中國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中國則愿為穩定全球金融形勢、推動經濟復蘇多做貢獻，以化解美國和外部世界的戒心和憂慮。由于中美兩國經濟總量、外貿總額分別占到世界1/3和1/5，中美兩國的內部發展、對外戰略和相互關系，對世界經濟政治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兩國領導人都認為，中美關系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與此同時，中美戰略關系正遭遇更為嚴峻的挑戰。冷戰結束至今，中美關系幾經波折。9·11事件爆發后，反恐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首要任務，而中國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一心一意謀發展。雙邊關系呈現“復雜相互依存”局面，基本穩定的戰略格局維持了十年之久。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后，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結構性矛盾凸顯。兩國在經濟、政治、國際安全等領域的若干利害沖突呈逐漸擴大、激化的趨勢，彼此戒心加重、疑慮增多。最近，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進一步加強針對中國的軍事部署，推動“跨太平洋經濟伙伴計劃”；一些美國政界人物視中國崛起為美國最大的外部挑戰，指責中國在某些國際問題上拒絕與美國合作是為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這些動態在中國民眾和政治精英中引起很大反響，許多人據此認為，美國的長遠戰略意圖就是遏制中國，阻止中國發展強大，所以中國應當在國際上對美國實行強硬的反制措施。希望加強中美合作的兩國人士，紛紛對中美戰略互信降至低點深表憂慮。
二、中美缺乏戰略互信的主要表現與深層原因
胡錦濤主席指出：“中美要做互尊互信的合作伙伴，持之以恒增進戰略互信。”我們認為，雙邊國際關系中的所謂戰略互信，指的是雙方都深刻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并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領域，持有對于對方立場和行為的積極預期。建立戰略互信，并不意味著否認利益沖突和觀念差異的客觀存在，而是在“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認知基礎上，努力減少利益沖突和觀念差異對兩國關系的影響，形成長期良性互動的局面。從中美關系現狀看，雙方的戰略互信尚遠遠滯后于業已形成的共同利益。
造成中美戰略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現和深層原因：
雙方真誠溝通不足，某些共識未見諸于行動。去年1月胡錦濤主席成功訪美，雙方達成了意義深遠的新的戰略共識。目前，兩國在各層次、各領域都建立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對話機制，特別是最高層次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但也有某些中美對話流于形式，各說各話，說虛話套話，或者說歸說、做歸做，達成的共識沒有落到政策實處，更未落實到實際行動上。最近，美國國際集團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指出：“過去幾年里，本人有幸參加了一些中美兩國經濟學家和貿易部門官員之間的對話。結果每次情形都一樣。雙方各自陳述自己一方的問題和擔憂，并向本國政府匯報對方的問題及擔憂。雖然對話過程非常熱烈友好，但沒有解決阻礙兩國經貿關系發展的任何問題�！� 對此，中美雙方許多人都有同感�，F在的主要問題不是對話機制不夠多，范圍不夠廣，層次不夠高，而是一些對話未能切中要害，沒有解決實際問題。
經濟摩擦政治化削弱戰略互信基礎。經貿關系一直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但隨著中美經貿摩擦增多且日益政治化，這一“壓艙石”的份量越來越輕，有時甚至成為戰略互信的“絆腳石”。美國多次提出要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加以制裁，繼續嚴格限制高技術產品的對華出口，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設置政治障礙。在今年的美國大選進程中，一些政客出于政治動機，競相把中國作為美國經濟低迷的替罪羊而加以攻擊。這些行為都對戰略互信有害而無益。
實力相對消長引發心態微妙變化。隨著中美經濟實力差距縮小，美國從政府、學界、媒體到民間，都明顯加深了關于“中國崛起”威脅美國地位、“中國模式”挑戰“美國模式”的緊張與焦慮。同時，中國政府對美國的“輸出民主”和“人權外交”保持高度警覺；中國政治精英們感到中國的安全環境并未隨著自身實力地位的提高而改善，對美國在其周邊強化“戰略包圍”感到緊張與焦慮。盡管中美兩國政府高層一再相互宣示自己的戰略意圖不是為了損害對方，但都難以化解兩國社會中已經固化并還在加深的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