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長時期以來，一些西方政要、學界、輿論界一再鼓吹多黨制（包括兩黨制）能夠較好解決腐敗問題，攻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黨制度不僅會形成權力專制，而且容易導致各種腐敗。一些西方勢力還把持著政黨理論的輿論高地，向眾多發展中國家進行多黨民主的價值觀滲透，直至逼迫它們推行多黨制。西方的這一套論調有多大可信
度？其現實情況又是怎樣呢？實踐表明：多黨制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決腐敗問題的靈丹妙藥，西方多黨制本身并沒有，也難以解決腐敗問題。
近現代政黨政治及政黨制度的產生和建立，其宗旨并非著眼防治或解決腐敗問題，而是為了解決權力分配問題
政黨是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近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產生于西方，英國是最早出現政黨的國家。英國兩黨制度是在16—17世紀激烈復雜的政治斗爭中逐步醞釀產生的，是政治與宗教斗爭長期較量的產物。圍繞對王權的政治態度，在1679年成立了主張維護君主制度的托利黨和主張維護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利益的輝格黨，政黨政治從此逐步引入國家政權制度，并開創了政黨執政的新時代。
政黨政治的建立被譽為是“重要的政治發明”和“現代政治制度的杰作”。可一直到18世紀，英國兩黨制的存在雖為既定事實，但在普通英國民眾眼中，政黨的聲譽不佳，政黨仍是一個令人憎恨的字眼。許多公眾及理論家批評政黨利用公共權力徇私舞弊，貪污受賄，毒化社會風氣。這種狀況深刻地影響到美國開國元勛們對政黨的態度，他們擔心基于不同利益而產生的黨派有分裂、獨裁和腐敗的傾向，損害公共利益，因而對政黨機器及政黨老板操縱選舉深惡痛絕，甚至極力防止政黨在美國政壇產生和形成。但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出于利益分贓和權力分配的現實需要，政黨還是不以華盛頓、杰斐遜等政治家的主觀意愿產生了。
確如某些美國立國者所擔憂的那樣，西方政黨制度建立后，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政黨腐敗丑聞。英國在17—19世紀上半葉，各級議會議席甚至標價競賣，候選人賄買選民、操縱選舉比比皆是。1897年法國總統格雷維的女婿威爾遜議員勾結陸軍上層出售榮譽軍團勛章引發軒然大波。美國也在19世紀前期杰斐遜擔任總統時開始，兩黨都沉溺于在全國范圍內利用分贓制來報答對政黨選舉有功的選民，以獎勵選民對政黨的忠誠，形成了權錢結合的制度性腐敗。這表明，西方多黨制度自建立起就有腐敗相伴而行，在一段時期里甚至出現公開的體制腐敗。
20世紀尤其是戰后以來，西方各國政治家大都意識到腐敗的危害性，開始在制度、道德等層面約束政黨特別是執政黨運用公權，建立反對黨、媒體、社會等對執政黨的權力制衡和監督機制，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沒有根本解決多黨制條件下的腐敗問題，腐敗這一頑癥至今仍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存在。
建立在金錢政治基礎上的西方選舉政治導致腐敗現象頻現，西方政客關于多黨制可以防治腐敗的立論難以自圓其說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這在西方絕大多數國家是一條難以改變的政治鐵律。選舉政治是西方政黨制度的核心，競選必然需要金錢鋪墊，它實際上等于變相以金錢購買權力，是“有錢人拿錢買候選人，候選人再拿錢買選票”，這成了一種公然的制度腐敗。在西方，競選國家公職官員費用呈幾何級數上升，1860年林肯競選美國總統花費僅10萬美元。這種花費到1980年達10億美元，2008年猛升到24億美元。美國參議員的平均競選費用目前也達500萬美元以上，而國家給予政黨及候選人的經費極其有限，可謂杯水車薪。這樣，“化緣”、找贊助成為西方政黨及其候選人參與選舉的普遍途徑，而捐助者也有諸多需要求助政黨及當權者之處，雙方由此形成一種利益互換的默契。在美國，政黨及候選人不僅獲得法律允許的各種透明的“硬錢”捐助，而且更多地接受不受法律約束的“軟錢”資助，捐助人變相地為候選人提供競選所需的機票、食宿、演講場所、電視廣告播放權等便利，這種公開的腐敗行為已是司空見慣。在其他一些西方國家，政黨接受行業、公司和企業等非法政治獻金屢揭不斷。據媒體揭露，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意大利主要政黨收受的企業回扣與各類政治獻金，平均每年達近百億美元。德國一位前政黨領袖在下臺后被曝接受千萬馬克的政黨獻金丑聞。日本政界自上世紀50年代起各種腐敗丑聞不斷，特別是90年代初的“東京佐川快件公司賄賂案”以及金丸信偷稅漏稅數億日元重大案件，引發日政壇“政治地震”，導致自民黨隨后的分裂及選舉失敗，連續執政38年后首次痛失政權。英國近來也曝出的“金錢換爵位”和房地產商亞伯拉罕秘密捐款案，都是在選舉政治下政黨沾染上的腐敗丑聞。
權錢交易成為西方多黨制幕后運作的通行慣例，是維系黨、官、商三者關系的利益紐帶。西方政黨及候選人在獲勝后，當政者一般都按貢獻大小原則對捐助方給予“紅利”回報，給予個人捐助及籌款有功者派駐大國、富國當大使，擔任內閣閣僚等。而且，西方國家獲勝政黨上臺后，大多會“知恩圖報”，有的黨利用行政權力報答資助者，為其開辟謀財之道和其他便利。這種隱性腐敗，在西方多數國家是一種公開的秘密，但只要反對黨、司法機構及媒體抓不到執政黨的確鑿證據和把柄，多是無可奈何。
西方多黨制的制度設計與道德規避，并沒有杜絕政黨與當政者的以權謀私行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多數國家的主流政黨都曾程度不同地陷入各類腐敗丑聞。意大利90年代初揭露出的“米蘭賄賂丑聞”涉及2000多名政要，導致天民黨、社會黨、共和黨等傳統政黨的覆亡。在西方，政壇上對立的兩大政黨甚至可以為本黨“聲譽”共同協力包庇或泯滅丑聞。西方國家不僅是執政黨不干凈，反對黨也難以在民眾中自詡“清廉”，都曾曝出相關腐敗丑聞。
西方多黨制不僅未能消除腐敗，反而通過與其相伴而來的游說政治把腐敗推向制度化的行為軌道
游說政治是各種利益團體利用所謂民主制度向權勢集團和當政者進行意愿表達和利益申訴的一種政治行為，它是西方多黨制的伴生物，在資本主義國家程度不同地存在，已成為一種公開和近乎合法的政治行為。當前美國有游說公司25000多家，僅華盛頓就有近4000家、各類說客3.5萬人，英國有各類游說公司1100多家，歐盟總部布魯塞爾駐扎各類說客2.5萬人。在西方，游說政治長盛不衰的奧秘在于它是一種投小錢獲大利的暴利“產業”。據報道，前幾年，美波音、雷神等六大軍火公司為游說國家導彈防御系統投入公關經費5100萬美元，卻換回成百上千倍的合同，僅波音就拿到52億美元的大單。2004年全美游說費用達21億美元,而帶來的直接與間接利益則至少在千億美元以上。
權錢交易是游說政治的靈魂。游說作為資產階級內部各利益團體為一己之利而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工具，自產生之初便與政治腐敗緊密聯系在一起。近年來，西方各種游說丑聞不斷曝光，且觸目驚心。美國一游說大鱷杰克·阿布拉莫夫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用重金賄賂包括眾院多數黨領袖等諸多國會議員，為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印第安部落開設賭場、為政黨提供政治獻金、為外國元首能夠面見總統布什等眾多需求進行游說，這一“游說門事件”在2006年被揭露，牽扯國會議員達296名，涉及金額巨大，在美政壇產生重大震動，美眾多政界大員為與之劃清界限，紛紛退還獻金以示清白。
游說政治的長期運行，在西方一些國家造成了一種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后果。對于這種公然的制度性不公正，西方許多有識之士都認識到其消極影響與危害性，學界、輿論界也一再聲討，但就是無法切除這一體制毒瘤，根源就在于它與西方政黨制度和所謂的多元民主緊密聯系在一起，有其生存的肥沃土壤。
西方以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黨制度容易引發權力專斷和腐敗等為由，誘壓許多發展中國家推行多黨制，結果事與愿違
自上世紀80年末90年代初以來，西方國家加大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攻擊力度，指責這些國家專權、腐敗，執政效率低下，并極力向這些國家輸出所謂多黨民主、自由選舉等價值觀，威逼利誘許多發展中國家推行多黨制，實現所謂民主、良政、廉潔等施政目標。為此，近二十年來，有數十個發展中國家主動或被動地實行了多黨制，僅非洲就達37國。
事實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多黨制后，其腐敗現象不僅沒有得到解決，有些國家甚至較前嚴重。部分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西方多黨制的同時，把西方政黨的某些腐敗行徑也模仿過來，乃至“發揚光大”。近些年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所謂民主轉型國家的腐敗丑聞頻頻曝光，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執政黨領袖、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曾因腐敗等原因遭彈劾或被趕下臺。而且，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懾于牽涉執政黨、主要政黨的利害關系，未被曝光和大事化小的腐敗丑聞更是不計其數。
腐敗在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已成為社會公害，為國民所深惡痛絕。近期的這輪多黨制浪潮雖然基本實現了西方對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改朝換制”目標，但卻沒有實現通過推行多黨制而消除其腐敗的“誓言”。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不少經歷所謂多黨民主轉型的國家，目前恰處在腐敗的高發階段。透明國際公布的數據表明，那些實行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與未推行多黨制的國家，在腐敗程度上不僅沒有顯著差異，而且更有意思的是，2008年世界上最腐敗的十個國家與地區中，9個是實行多黨制的國家。這就以事實擊穿了西方關于實行多黨制能夠解決腐敗問題的謬論。
政黨制度與腐敗的關聯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性質和內容
透明國際的相關數據及情況顯示，從表象上看，腐敗的嚴重程度多與貧困、制度缺失、信息不透明、民眾政治參與不夠等有關。因為在這種環境下，腐敗的社會成本較低、社會影響相對要小。西方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富裕程度較高，防腐反腐的制度建設相對完善，信息更透明，民眾的政治參與程度較高，實施腐敗的社會成本要大得多，使得其相對廉潔一些。在這方面，我們不否認自20世紀特別是戰后以來日趨成熟的反腐制度建設在遏制和減緩腐敗上起了一些積極作用。但即使這樣，包括在最廉潔的北歐諸國，腐敗現象迄今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著。
腐敗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不單是一種經濟行為，也時常表現為一種政治、文化和社會心理行為。在私有制社會條件下，資產階級各利益集團之間在爭權奪利、爾虞我詐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各類腐敗丑聞的發生，多黨制是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多黨制條件下選出的公共機構代表多是代表本選區、本地方利益來行使權力，它往往不顧全局和長遠利益，甚至為此不惜賠大求小、損“公”肥“私”。多黨制條件下的不少執政黨缺乏長遠考慮，只為短期利益甚至為一黨和部分集團的狹隘利益而謀劃，直至實施公開的制度性腐敗，等撈足各種實利下臺“休養生息”數年、積蓄力量后又卷土重來，如此循環往復。多黨制環境下的許多國家，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不會去真心反腐，也沒有能力完全根治腐敗行為。它們更多的是把揭腐、炒作丑聞視為撂倒政治對手的工具和手段，在公眾面前作政治表演，撈取政治資本，以實現執政或不讓對手上臺的目的。在西方國家，這種現象屢見不鮮。
無產階級的政黨制度是比資本主義政黨制度更先進、更優越的政治制度，它不僅是代表工人階級和全民族的先鋒隊，而且也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組織，有著崇高理想目標，具有長遠戰略謀劃，是始終為人民謀利益、矢志與腐敗作斗爭并立志要消除腐敗的政黨。盡管當前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制度規制不健全、部分黨員干部的道德境界不高等原因，腐敗現象也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程度不同地存在，但它同那些建立在私有制條件下的多黨制國家有著本質差別，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共產黨一貫高度重視反腐倡廉建設，從事關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來認識腐敗問題，強調腐敗是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背道而馳的不法行為、是寄生在我國政治肌體上的毒瘤，明確表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是全黨必須始終抓好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我們黨自立黨尤其是建國以來一直致力于同腐敗行為作堅決斗爭，既注重加強對反腐防腐的一系列制度、機制建設，加強對權力運行的有效制約和監督，同時又下大力氣查辦、懲治了一批大案要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敗蔓延的勢頭，表明了我們黨反對腐敗的鮮明態度和堅強決心，在反腐倡廉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讓廣大人民群眾看到了我們黨有能力懲治腐敗并最終要解決腐敗問題的信心，并從中展現了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強大優勢。
總之，腐敗問題的根治，僅僅是通過某一種制度如政黨制度去解決是不可行的，它需要通過其他多種途徑、手段相配合，通過綜合性治理才可能逐步得以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