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就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中非合作論壇、東亞共同體、中美軍事交流等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馬朝旭的回答被外界認為沉穩又不失風趣，富有思辨力。
馬朝旭，北京大學國際經濟學博士，曾是亞洲大專辯論會的“全場最佳辯手”，2009年2月開始擔任外交部發言人。這位“口才最好”的人，走上了中國最需要口才的崗位。
外交部發言人制度自1983年3月正式創建至今，已經走過26年。26年間，外交部先后有20多位發言人走上新聞發布臺，通過他們的語言、聲音、形象、風度，向全世界傳遞中國的聲音。
一個突發事件催生發言人制度
1983年3月1日，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齊懷遠，作為新中國第一位正式的新聞發言人站在中外記者面前：“中國外交部從即日起建立發言人制度。”
這是一次面向全世界的歷史性告白。這一告白，源于一年前發生的一個突發事件。這一事件催生了外交部發言人制度的建立。
1982年3月24日，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烏茲別克斯坦首府塔什干發表了長篇講話。盡管這篇講話仍不乏對中國的攻擊，卻傳達出幾個訊息，明確表明了蘇聯的對華態度——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建議雙方進行磋商，采取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蘇關系。
敏銳捕捉到這一訊息的中國領導人是鄧小平。“鄧小平同志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講話所傳遞的信息。當時，中美之間有關美國售臺武器問題的會談取得了進展，‘八一七’公報——中美之間三個公報中的第三個公報即將簽署。中美兩國關系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著手改善中蘇關系的時機正在成熟。”74歲的外交部老一代發言人，中國駐馬來西亞、文萊、泰國前大使金桂華告訴記者，“當時，蘇聯入侵阿富汗已經兩年有余，加上蘇美爭霸多年，蘇聯已感到力不從心。因此，緩解對華關系可能成為蘇聯對外戰略調整政策之一。蘇聯領導人講話所傳遞出的訊息，為我方調整對蘇政策提供了機會。”
“小平同志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作出反應。”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在其《外交十記》中回憶道，“那時，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新聞發布會制度。我仍在新聞司司長的任上，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
兩天后，即3月26日，發布會在老外交部(今國務院新聞辦所在地)主樓門廳處舉行，前來參加發布會的七八十位中外記者把錢其琛圍在了中央。他們站著，聽錢其琛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
錢其琛在這個“簡短聲明”中只說了三句話：“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于中蘇關系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系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這份不到一分鐘的簡短聲明，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中間位置。聲明雖短，但反響很大，國際上給予了極大關注。西方五大通訊社和其他外國媒體紛紛報道，并發表評論。有外電指出：“這一謹慎而含蓄的聲明，預示著對抗了30多年的中蘇關系，有可能發生變化，并使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這場“三句話的新聞發布會”是外交部歷史上一場特殊而又意義非凡的發布會。這場不設座位、只發布、不答問的發布會，奏響了我國改革開放后新聞發言人制度創建的序曲。
一年后，即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對外交往較頻繁的國務院各部門建立新聞發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發布新聞。一個月后，齊懷遠向中外記者宣布外交部建立發言人制度。這樣，外交部率先在各部委中建立了發言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