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雍秦文化的精神內涵與現代啟示

　　【專家論壇】

　　雍秦文化是古代秦人以雍城為中心，在雍秦之地長期生存、發展、壯大過程中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在整個秦文化發展形成中具有奠基和發軔的地位，同時也是華夏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以雍城為中心的雍秦之地，是秦人逐漸崛起、走向統一的發祥之地，也是秦人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秦人歷史上曾經九都八遷，其中雍城和咸陽為秦人僅有的兩個正式都城，雍城為秦人第一個正式都城。入駐關中、建都雍城是秦人邁向統一征程的起點。20位秦公在此前赴后繼，帶領秦人勵精圖治、開拓創新，政治上日趨成熟，軍事上日益強大，文化上日漸繁榮，為最后統一六國，建立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王朝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精神內涵上來看，秦人既具有事功精神，又有改革創新、尚賢任能的基本特征，加之又承襲了本地姜炎文化、岐周文化的厚重博大和兼容并蓄，使雍秦文化最終成為一種鮮明的地域文化符號，成為秦人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發展階段。正是這種文化的激勵和支撐，秦人得以迅速崛起，繼而統一六國。

　　一是事功精神。秦人的事功精神實際上也就是進取和務實精神。兩千多年前，秦國通過嚴格、規范的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激發了秦人強烈的建功立業、開拓進取的群體價值取向，從而形成了秦文化中濃厚的事功情結和事功精神。

　　秦人的事功精神包含兩個基本內容：一是尚賢尚功，二是賞罰分明。前者是事功的精神激勵機制，后者是事功的物質激勵機制；前者重在打破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促使秦國政權開放化和平民化，后者重在建立嚴格的規范制度，促進秦國政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秦人的事功精神集中體現在歷代秦國君主對霸業之事功目標的堅定追求。從夏商時期的顯赫功業到西周時廢國廢姓的沉重打擊，秦人不屈不撓，始終沒有放棄對美好前途的追求和完成統一大業的宏偉目標。自從非子立足于西垂以后，秦人就一直把向東發展、回到自己祖居的東方作為追求目標。襄公立國，初顯僭端；穆公創霸，志在東伐；孝公變法，謀求強秦；昭王開創帝業，奠基一統；始皇統一六國，追求傳業萬世之功……這些無不體現出秦人對事功精神的執著追求。

　　從民間來看，秦人的事功精神表現為強烈的入世情結。因為有事功精神的存在，秦人能夠積極參與政治、改善政治，忠于國家、勤于公共事務。秦國的臣民在普通崗位上也可以建功立業，可以通過種好田為國出力、當好官為國盡忠、打好仗為國爭光。這為秦人普遍參與國事建立了很好的制度通道。

　　從制度層面來講，秦人的事功精神集中體現在軍功爵制上。在事功精神的影響下，只要軍功卓著，不論何種出身、地位，都可以獲得相應的獎賞。如果一個士兵在戰場上斬獲兩個敵人首級，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隸，也可以轉為平民。如果父親戰死疆場，他的功勞可以記在兒子頭上，一人獲得軍功，全家都可以受益。在那個按出身和血統的貴賤分配權力和財富的時代，以軍功授爵這樣給平民甚至奴隸向上攀升的機會，公開鼓勵國人追逐功利的國家法律，似乎只有秦人能這么做、敢這么做。（王健：《秦人事功精神脞談》，《秦俑秦文化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鳳翔雍城陵園中，就發現過一些來自北方的少數民族奴隸墓葬，他們采用不同于秦人貴族直肢葬的屈肢葬，墓中還有一些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陪葬品，說明這些奴隸因戰功獲得了一定的財富和地位。一個奴隸可以通過軍功擺脫卑賤身份而取得地位和財富，不難想象軍功爵制對普通老百姓和士兵的激勵作用有多大。

　　在戰國中期前，秦人在經濟、文化和綜合國力等方面，其實并不比山東（古指崤山以東）六國強，但事功精神卻將秦人全社會的能量高度聚焦，迸發出極大的歷史潛能。這無疑是秦人終操勝券的一大精神優勢。

　　二是改革創新。“窮則思變”，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變則通，變則富，變則強。雍秦之地也是秦人不斷改革創新、開拓奮起的變法之地。秦人富有改革創新精神，每當國家處在停滯或僵持的歷史關頭，秦人總是能夠大膽進行改革，使國家避免遭受創傷，并從此走向強盛之路。曾有學者認為春秋戰國時代，趙國是最早實行改革的。其實，趙國的改革只是在衣服上，一改長服而穿胡服，方便于作戰；而秦人的改革則是全方位的，涉及農業、軍事、文化、律法、人事、外交等諸多方面。

　　秦人發跡于隴西一帶，雜處于戎狄之間，文化的落后和局限無法避免；但秦人開放融合的心態、開拓進取的精神，使秦人充滿了改革變法、創新敢為的斗志。史書批評，秦人在祭祀、喪葬乃至禮樂制度等方面，不斷僭越禮制名分，這是站在周王室正統文化立場上的指責。如果站在現代人的立場就很容易看到，這其實是對當時已經僵死的宗法制度的革新努力。

　　雍秦文化中的改革創新具有突出的原創性特點——不是對既有條條框框的簡單修補、一般創新，而是開天辟地的嶄新創造。秦人早期為落后民族，較少條條框框和教條陋規，秦人的生存和發展只有依靠不斷的變法創新，才能開疆拓土、建功立業，這就使得改革創新的精神成為秦發展壯大的基本動力。比如，秦獻公為感激大臣擁立之情“止從死”；秦簡公實行“初租禾”；秦獻公“修穆公之政令”；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等等。這些都成為中國歷史上耳熟能詳的變法典故，其中所傳承的改革創新思想，也成為中華文化亙古常新的活力源泉。

　　三是尚賢任能。自古“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入駐關中后，秦國為何能夠日益強盛，為何能夠最終走向統一六國之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秦人在人才選拔和任用方面有一套開明開放的策略。秦國的重要謀士均來自中原各國，在用人上真正體現了五湖四海、不拘一格，也正是這種用人之道，才使秦國聚集了一大批社會精英，為秦國的迅速崛起提供支撐。

　　在秦穆公時代，秦人尚賢任能的人才戰略得到了充分體現。百里奚是個隨嫁的奴隸，不僅地位低下，而且年近古稀，但秦穆公卻不看高低貴賤，不分年齡大小，對他授之國政；蹇叔本為平民百姓，而且是宋國人，秦穆公卻不唯資歷，不分國籍，拜為上大夫。故而百里奚和蹇叔畢其余生輔佐穆公，對秦國成就霸業發揮了重要作用。秦穆公的開明用人之道，開創了秦國重用人才的先河。

　　秦公不僅能做到求賢若渴、知人善任，而且對看準了的人才，能委以重任，放手使用。孟明是秦穆公的率軍主將，穆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派孟明率兵征討鄭國，不料在途經崤山隘口時差點被晉軍全部殲滅，孟明等三將被俘。晉君想借穆公之手殺之，秦國內亦有殺掉被俘之將的建議。但是，當他們三人被晉國放回秦國的時候，秦穆公非但沒有治罪，反而主動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穿素服親自去城外迎接，并深痛自責沒有聽他們父輩的勸告，作《秦誓》昭告全國。穆公三十四年（公元前626年），孟明在彭衙之戰中再次失敗，許多秦國人都認為孟明輸怕了，成了膽小鬼，建議解除他的指揮權。但秦穆公卻力排眾議，仍然信而用之。穆公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孟明出兵渡河，終于雪崤山之恥，“封尸而還”。可以說，正是秦穆公這種用人不疑、以誠相待的做法，激勵著孟明知恩圖報，盡心竭力協助秦穆公成就了霸業。此后，秦國稱雄天下，其人才形勢也發生了根本變化。東方士人發現秦國是發揮自己聰明才智、建功立業的理想處所，因而將投奔秦國作為首選。“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秦國一時成為社會精英的向往之地，六國各方面的人才都云集關中。秦國歷代君主就是這樣著力營造出人盡其才的有利環境，使各國能人志士紛紛來秦為其所用，依靠這些人的良謀善策，秦國逐漸強大，最終統一了六國。

　　雍秦文化是秦文化的核心內容，其形成和發展不僅奠定了秦文化的基礎，而且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譚嗣同在《仁學》一文中認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毛澤東在《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中也明確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實際上秦人的許多文化包括文字、文學、度量衡、郡縣制、事功精神等，大多都是在雍秦之地正式開創或形成的，這些文化不僅支撐了秦國，而且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大意義，并明確表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對于像雍秦文化這種為型塑中國人整體氣質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文化，我們要汲取其精神內核，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作者：楊曙明 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秦都雍城城址區考古調查、發掘與專題研究”課題組成員、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寶雞分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