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兩岸交流愈來愈緊密，民進黨在新生的兩岸議題上，不斷暴露出無法提供兩岸平臺、無法提出替代方案的政策窘境，始終只有指責“賣臺”、只有負面杯葛，遲遲無法展現出取而代之的“執政”能量。

　　第二個支柱，是代表弱勢團體和社會運動的民意，包括工運、農運、環保、反核、人權、婦運等等，強調資源重分配和多元正義，對抗經濟成長掛帥的國民黨。

　　問題是，隨著民進黨的“執政”個案愈來愈多，選民也逐漸發現：國、民兩黨的社會福利分歧并不大，民進黨其實也稱不上“左翼政黨”，甚至在陳水扁“執政”期間，部分政策向財團靠攏的程度，恐怕也不低于國民黨。國、民兩黨的經濟成長導向逐漸趨同，最后終于導致社運團體和民進黨的分道揚鑣。

　　第三個支柱，是民進黨所標舉的“清廉、勤政、愛鄉土”價值，在陳水扁爆發貪腐丑聞之前，“綠色‘執政’、質量保證”也曾是民進黨的最強有力訴求，尤其是1997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還因此攻下空前的12席，綠色“執政”人口也首次超過臺灣總人口七成。

　　但在陳水扁貪腐入獄之后，民進黨又不敢對陳水扁“執政”8年做出正式的歷史評價，又對許多有關陳水扁入獄的政治道德問題，始終模糊閃躲、語焉不詳，例如陳水扁是否應該認錯道歉？在陳水扁認錯道歉之前，民進黨是否應該爭取其“特赦”？如果民進黨要爭取陳水扁保外就醫，是否也該為其它6萬受刑人同樣爭取保外就醫人權？……

　　只要有關陳水扁入獄的政治道德問題無法得到解答，民進黨想要標舉“清廉‘執政’”作為主要的競選訴求，效果就會大打折口，充其量只能在地方縣市長得到好評，已經很難作為邁向高層“執政”的有力號召。